培云发表在《新京报》上的专栏文章，短评最近一两年来中国农村的草根政治实践。培云没有写在文章中的一点感悟是：几十年来无论是政府，还是知识界都在说要给农民减负，其实农民最大的负担不是交皇粮国税，不是生活贫穷，而是莫明其妙就做了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几十年前，不正是几位农民打破了“政府（党）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中国实践，按着血手印单干了么？——思想国·21世纪评论。
文章开篇，我不禁要问：“又要农村包围城市了么？”近年来，中国基层民主试验与地方政府创新可谓异彩纷呈。比如在去年《南方农村报》报道了广东蕉岭农村搞了个草根版的“三权分立”。这一“三权分立”制度的内涵是：村民代表大会就好比立法机关，村委会好比行政机关，而监事会则好比司法或者监督机关。三种力量互相制约，构成了一种蕉岭特色的乡村民主政治模式。无论其效果如何，中国社会为了一个可期的前景，努力求进、日拱一卒的良苦用心与赤诚都是显而易见的。
这两天又有一条新闻当说让人眼前一亮。据报道，安徽阜阳颍州区南塘村村民新近学习应用了一种名为“萝卜白菜规则”的议事方式。据南塘兴农合作社负责人称，自从2008年11月培训以来，南塘村村民已经能够活学活用“萝卜白菜规则”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是，该规则让村民们学会民主辩论与表决。（2月11 日，《新文化报》）
俗话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什么是“萝卜白菜规则”？读完这则新闻才知道它指的就是早已风行世界的“罗伯特议事规则”。该规则由亨利•马丁• 罗伯特撰写，于1876年出版，几经修改后于2000年出了第十版。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内容非常详细，包罗万象，堪称会议宝典。尽管西风东渐已逾百年，但是这个规则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听过。难怪南塘村民听到这个“拗口”的外国规则时，索性就地取材直接译成了“萝卜白菜规则”。这一点想来就十分有趣，今日中国，常常有人说农民愚昧、落后，不适合民主。谁知如今他们已经先行一步，开始和国际上的会议规则接轨，都“罗伯特”了。
政治的关键之一就在于议事程序。环视古今中外，议事程序主要区别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只有重要人物在会场上说话、训示，大多数人只顾埋头做笔记，开会变成了“听话”、“学习”和“传达精神”；另一种则是每个人都有一个麦克风，都有机会发言，会场也是针锋相对的辩论场。当然，议事规则不同，话语权也就不同。比如同样是在近千年前的东方与西方，同样是英雄豪杰，欧洲有圆桌骑士，他们不分主次，每个人各占一席；东方则有梁山好汉，虽然都是自家兄弟，但还是排了108个座次，聚议之时，说话最管用的还是大哥。在过去的文章中，我之所以赞扬欧盟的旗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在这面旗帜上看到了欧洲圆桌会议的现场。
任何规则都会在客观上影响人性的呈现。众所周知，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每个人身上都有潜藏着某种或善或恶的东西。至于如何向外界呈现，除了决定于内心的驱使（良知与欲望），同样受制于他与环境的互动（放纵与约束）。这也是人们心悦诚服地相信“一个好的制度会使坏人变好，一个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变坏”之原因所在。
无需高深理论，即使是生活经验也在反复告诉人们一个好的规则可以帮助呈现人性之美好。比如，公共场所排队所倡导的秩序文明，灾难来临时让妇女与孩子先走的人类道德等等，这些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人们，劝人向善。同样，会议组织者果真秉持某种民主与开放的原则，就应负责建立并且遵循一套行之有效的议事规则，使会场真正成为公民议事的场所。而不是给权力体系拍X光，透视会场上谁更有权力说话。
转型期的中国，具有民主精神的议事规则不仅适合会场，同样适用于所有的公共辩论。今日公共空间，最不乐见却又并不少见的情形莫过于：两位辩论者交锋刚开始，很快便有一方开始怀疑对方之人格与动机，接下来吵来吵去，都说对方不配和自己辩论，一场原本可期的理性争辩终以谁都是“混蛋”和“小人”收场。如果他们能和南塘的农民一样懂得点“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种无谓的冲突定会减少很多。
当然，在公共领域发言，并非所有人都会卷进上述“道德上的肢体冲突”。这方面，最值得称赞的当属胡适先生。熟悉胡适先生文章与襟怀的人一定会赞同，胡适当年做学问、搞辩论，有意无意间都是坚持了“罗伯特议事规则”的。胡适对骂他的同时代知识分子表现很宽容，如其晚年所述，对自由理解越深，便越觉得“ 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对于各式批评者，骂得好的他会感激，骂得不好反为他们丢了理智和人格而着急。如胡适所说，“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在公共辩论中，每位参与者都应该以怀疑精神就事论事，与此同时，大可不必从动机或者道德的角度去妄自猜度批评者或者反对者。因为道德难以量度。若能承认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理解的理想世界而奋斗，哪一位发言者缺少维护私利的动机？
回到“罗伯特议事规则”，笔者在此夸赞南塘农民，并非是说有了这个规则，农民的开会问题和民主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就像民主既是一种制度安排，同时又是一种精神气质，“萝卜白菜规则”进入南塘的乡村会议，其意义显然并不止于民主实务本身，更在于它使会场上的农民面貌一新，让人看到农民在维护群己权利时有着怎样的精神气质。而这种崭新又真实的精神气质，注定会光照到南塘的乡村会议之外，影响到更多的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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