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中国工人访谈录·二十四城记 / 贾樟柯

2008年，导演贾樟柯带领摄影队前往成都，拍摄一部名为《二十四城记》的电影。

1958年，按照毛泽东 “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当时代码为“111”的沈阳飞机发动机修理厂，奉命内迁西南，前往成都组建代码为“420”的保密军工厂，即后来的“成发集团”。至此，三千多名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告别沈阳，踏上了千里西去之路。

2008年，曾经拥有三万职工，十万家属的“成发集团”将土地转让给了一家房地产公司。这座承载着三代工人，五十年历史记忆的工厂，将在一年内拆毁，一座名为“二十四城”的商业楼盘在这块土地上拔地而起。

拆迁前，导演贾樟柯深入“420”厂拍摄，对近100位工人进行了采访。他将这些访谈整理成文，为产业工人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留下了真实的资料。

书中长达五十年的工业记忆象一道划痕，让我们了解到，是谁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埋单”。

    
目 录


第一辑 工人访谈

当 摄影机面对这些工人师傅的时候，往往他们激情澎湃的讲述都是关于别人的。我不停地追问：您自己在那个时候在做什么？几乎所有的工人师傅都在说，你不要问我 的故事，我很平淡，没有故事。50多年的集体生活对一个人的改变，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更改。在过去，每个工人都认为自己处在集体里面，是这个集体的一部 分，是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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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序（1）
    * 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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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序（3）
    * 关凤久：现在阶级斗争，还得回来干保卫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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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凤久：现在阶级斗争，还得回来干保卫部长（…
    * 关凤久：现在阶级斗争，还得回来干保卫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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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凤久：现在阶级斗争，还得回来干保卫部长（…
    * 关凤久：现在阶级斗争，还得回来干保卫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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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凤久：现在阶级斗争，还得回来干保卫部长（…
    * 关凤久：现在阶级斗争，还得回来干保卫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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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继东：我的家庭没有背景，比白开水还白（1）
    * 朱继东：我的家庭没有背景，比白开水还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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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继东：我的家庭没有背景，比白开水还白（3）
    * 朱继东：我的家庭没有背景，比白开水还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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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继东：我的家庭没有背景，比白开水还白（5）
    * 朱继东：我的家庭没有背景，比白开水还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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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继东：我的家庭没有背景，比白开水还白（7）
    * 朱继东：我的家庭没有背景，比白开水还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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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继东：我的家庭没有背景，比白开水还白（9）
    * 朱继东：我的家庭没有背景，比白开水还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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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侯丽君：女人有事干，老得会慢些（1）
    * 侯丽君：女人有事干，老得会慢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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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侯丽君：女人有事干，老得会慢些（3）
    * 侯丽君：女人有事干，老得会慢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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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侯丽君：女人有事干，老得会慢些（5）
    * 侯丽君：女人有事干，老得会慢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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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侯丽君：女人有事干，老得会慢些（7）
    * 陈克勤：那么多组织，总得参加一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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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克勤：那么多组织，总得参加一个（2）
    * 陈克勤：那么多组织，总得参加一个（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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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克勤：那么多组织，总得参加一个（4）
    * 陈克勤：那么多组织，总得参加一个（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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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克勤：那么多组织，总得参加一个（6）
    * 陈克勤：那么多组织，总得参加一个（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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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克勤：那么多组织，总得参加一个（8）
    * 陈克勤：那么多组织，总得参加一个（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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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克勤：那么多组织，总得参加一个（10）
    * 陈克勤：那么多组织，总得参加一个（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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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克勤：那么多组织，总得参加一个（12）

第二辑 剧中虚构人物访谈

大丽（沉默一会儿）：我们那时候过三峡，有的地方还要拉纤。过神女峰的时候，大家都站在甲板上，家家户户，但雾太大了，都没看到神女。还是坐不惯船，我一直在吐。他爸就让我躺在床上睡觉，那哪能睡着啊。小孩们各个房间乱串，闹腾，船又晃，翻江倒海的，不停地吐。

    *
    * 大丽：汽笛一响，就跟吹了军号一样
    * 宋卫东：这个办公室马上要拆了，将来就是五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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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后记
    * 小花：演得认真，越认真越显寂寞

作者简介
贾樟柯

贾 樟柯：生于1970年，山西省汾阳人。1993年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从1995年起开始电影编导工作，现居北京。1998年，处女作《小武》获柏 林电影节青年论坛大奖，国际电影界称他为“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2004年，获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2006年，故事片《三峡好 人》获第6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开始被国际公认为当代电影大师。美国《纽约时报》评价他为“当今世界40岁以下的最佳导演”。2007 年，获达沃斯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称号。同年，担任第60届嘎纳国际电影节短片及电影基石单元评委会主席。2008年，获法国杜维尔电影节杰出艺术成 就奖，同年被英国《卫报》评选为全球十大环保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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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1）

其余的都是沉默
贾樟柯
我的老家山西汾阳是一个县城，地方不大，农业气息很重。每到夏天，我都要帮村里的同学麦收。一大早到了田间地头儿，就有人会发给你一把镰刀，指着眼前看不到边的一片金黄色说：这一片是你的。
人在这时候显的异常渺小，在麦浪的包围中，远远望去，任何人都只是小小的一个黑点。日落时分，努力直起弯曲太久的腰身，一边抹着汗，一边把目光投向远处。远处逆光中，柴油机厂的烟囱正高傲地冒着白烟。我就明白，为什么人们都争着进工厂当工人。
“修理地球”真苦，这是肺腑之言。那时候，工人虽然也是劳动者，但却是和机器打交道，有技术，吃供应，有劳保，还是“领导阶级”。
县里工厂不多，那时候三、四百人的柴油机厂，一、两百人的机械厂已经算是大厂了。70年代末，县城里有谁家的孩子能进到工厂里工作，对全家来说都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每月稳定的工资，意味着暑期的时候会发茶叶，白糖；冬天的时候会有烤火费。也意味着家里人可以去工厂的浴室洗澡，每个月还发若干双手套和几条香皂。而我们这些孩子，也可以拿着过期的假票，跟着哥哥姐姐混进职工俱乐部去看《佐罗》。当工人也有上夜班的辛苦，但早上回家时可以顺手扯一些棉纱，放在自行车坐垫下擦自行车。可以顺手为家里磨几个不锈钢把手，或者打一把菜刀，为自家的电表顺一卷儿保险丝回来。
以厂为家的观念让大家变得公私不分，人们也乐在其中。厂里的福利房，将来铁打不变的退休金，都不止是物质好处，而是一个阶级的内心骄傲。
但，这个世界有什么是铁打不变的呢？
我有几个同学在高二那年，因为县柴油机厂招工，都辍学离开学校，进工厂当了工人。那时候八十年代，一个学生能够早日走入社会，挣一份稳定的工资，能够去到围墙里头，在有灯光篮球场的柴油机厂上班，真让无数同学羡慕。但到了90年代中期，我还在北京读书的时候，突然我的这些同学都下岗了。工厂在转制，停工，当时只有二十五，六岁的他们拿着一、两百块钱的低保流落社会，变成浑身力气但无事可做的人。
有一年冬天回老家，看到我的一个同学和他厂里同班组的几个兄弟，在为一个家人挑煤。那时县城还很少集中供暖，家家户户要烧煤过冬。一卡车几吨煤拉来后倒在街上，这些兄弟帮着把煤从街上挑到储煤的炭房。挑完一车煤，也就能挣10块20块，还要三，四个人分。但不干这些又能做什么呢？有人去卖衣服，有人去当保安，有人在家里面打麻将，然后升级开家庭赌场。也有人犯罪，被通缉，流落异乡，至今不知身在何方。
我自己没有在工厂生活过一天，也没有在体制里讨过饭吃，但这种国营工厂凋敝所带来的影响，工人从一个社会的领导阶级被边缘化到了四处打散工的境地，这种心理的落差我完全能够理解。那个时候，从工厂下岗的同学对我说：我们的境遇还不如农民，农民还有土地，有一年四季的收获，播种时有收获的希望。但危机之中的工人，或许真的就象国际歌里面唱道的：我们一无所有。
2000 年前后，我特别想拍一部关于国营工厂，关于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关于转型之中有关工人处境的电影。我写了一个剧本，名字就叫《工厂的大门》。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电影以后，他们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就是把摄影机放在雷诺汽车公司的大门口拍那些上下班的工人。我从事的这个行业，最早出现在银幕上的人物是劳动者。这是一个双重的伟大的传统。一方面电影开端于纪录美学，另一方面人类第一次用电影摄影机面对我们真实的生存世界，第一次就把焦点对准了工人，对准了普通劳动者。电影史上，有无数这个主题的电影让我激动不已，像《偷自行车的人》。

序（2）

剧本写完之后，我又犹豫起来。这个剧本写两个年轻人，同一年入厂，在同一个师傅手下干活，同一年成为劳模，也同一年恋爱，几乎前后生子，但也同一年下岗，同一年在宿舍里面无所事事，打麻将酗酒。渐渐的孩子大了，两个家庭决定一起去做生意。他们在市场里面摆了一个服装摊，一起早出晚归经营这个小小的生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钱的问题两个和睦的家庭开始有了猜忌。剧本写完之后，我得意了几天。但是冷静一想，觉得这部电影里面的主题，除了社会层面问题，诸如工人生活困顿之外，还有什么更多的东西吗？我觉得工人这样的群体，他们在体制里面的生存经验一定会有更多的可能性。这个剧本被我锁在抽屉里，一直没有拿出来。
2006年底，有一天新闻里讲：成都有一家拥有3万工人，10万家属的工厂“成发集团”，（又名“420厂”），将土地转让给了“华润置地”，一年之后整座承载了3万职工10万家属生活记忆的工厂将会像弹烟灰一样，灰飞烟灭，而一座现代化的楼盘将拔地而起。从国营保密工厂到商业楼盘的巨大变迁，呈现出了土地的命运，而无数工人生生死死、起起落落的记忆呢？这些记忆将于何处安放呢？
这条新闻提示给我，新中国50年的工业记忆需要我们去面对。曾经为了让国家富强，个人幸福而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但50年来我们为这个试验而付出的代价是什么？那些最终告别工厂，孑然一身又要重新寻找自我的无数个个人，浮现在这条新闻背后。我一下子感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寓言。从土地的变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集体主义到个人。这是一个关于体制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全体中国人集体记忆的故事，我毫不犹豫地去了成都，徘徊在这家工厂周围，决定一部新电影的拍摄。
去成都之后，从飞机场出来，路上可以看到霓红灯下闪烁着的广告牌，上面写着：成都，一座你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有关成都的传说是：这里物价便宜，女人美丽，私生活可以腐朽，生活节奏缓慢。
到了工厂所在地草桥子，在420厂边徘徊的时候，我看不到任何的惊心动魄。在冰冷的水泥铸就的二环路旁边，一边是围墙里面依然需要检查工作证才能出入的厂区。另一边却是一副世俗的场景。一排排6层居民楼构成的工人宿舍区里人来人往，灰色的6层楼下面都是改建的小商铺：卖熟食的、发廊、麻将室。有拍摄婚礼录像的、也有卖墓地的。有卡拉OK、也有裁缝铺。生老病死都可以在这个院子里完成。到下午3点以后，阳光渐渐变的温和，宿舍区宽阔的街道人头攒动，40多岁不算老也不算年轻的人，和那些已经满头白发的老人混杂一起，坐在路边开始打麻将，仿佛周围发生的一切都与他们无关。人生的波澜壮阔都在哗啦啦作响的麻将里面。这些曾经手握螺丝刀的手，这些曾经目不转睛凝视着车床的眼睛，这些曾经出入在图书馆，实验室的身影，如今聚集街头，呼啸牌场。他们会偶尔抬起头望一下我这个过客，然后又把注意力收回到牌桌上。
我在这里面穿行，像穿行在一个静止的世界。不远处市中心灯火辉煌,CUCCI、阿玛尼、各种各样的品牌店拔地而起，成都有全中国最大的LV专卖店。而在宿舍区，这里牌桌上的输赢只是在1块2块之间。当夜幕降临，人们各自回到家里面，我想这块安静的社区里面又埋藏了多少的不平静。

序（3）

我决定拍一部纪录片，去接近这些师傅的面孔，去了解他们埋藏在内心深处的话语。在《成都商报》的帮助下，我们连登几天广告，寻找愿意讲述工厂经验的工人。某一个下午我自己去接热线，当约定的时间到来的时候，那几部红色的话机突然铃声四起，我在慌乱中一个接一个地接起。很多电话刚刚接通，那边没说几句话已经哽咽不止。听筒这边，我分明还能听到对方是在一个寂静的房子里面讲话。我能够想象，或许他的爱人正在外面打麻将，或许他的儿女这时候正在课堂上为高考拼搏。而一个孤独的中年人，他一个人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拿起电话拨某个号码的时候，才愿意讲述他长久以来不能说出的心事。
这些工人师傅和更多的中国人一样，他们离开工厂，但还有一个家庭可以接纳他的生活。每一个人在家庭里面都在尽量地维护家庭的快乐，特别是在年幼的孩子面前他们从来没有眉头紧锁，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焦虑跟夜不成寐的那些压力变成一种家庭气氛。每一个家庭还都有餐桌边的欢声笑语，人们在议论昨晚电视剧情节中渡过一个又一个平静的日子。而在无人的时刻，他们有了眼泪，他们有了无法说下去的故事。我迅速地登记好了这些想要讲述的工人师傅的名字和他们的联系方法，然后开始了采访。
进入到工人师傅的家庭，仿佛回到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几乎所有家庭的装修都是一致的。黝黑的水泥地，黄色的双人床，衣柜、立柜、沙发、墙上交叉挂着的羽毛球拍和钉子上挂着的洁白的羽毛球。所有的物质都停留在了80年代。唯一能够提示当代气氛的是孩子们的相片。那些穿着耐克、染着黄头发，工人师傅的下一代。他们在照片中冲着我们微笑，无忧无虑。
当摄影机面对这些工人师傅的时候，往往他们激情澎湃的讲述都是关于别人的。我不停地追问：您自己在那个时候在做什么？几乎所有的工人师傅都在说，你不要问我的故事，我很平淡，没有故事。50多年的集体生活对一个人的改变，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更改。在过去，每个工人都认为自己处在集体里面，是这个集体的一部分，是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而今天，当他们再也不用与其他几千，几万工友穿着同一款工装，同一个时间涌进厂门的时候，当他们坐在各自的客厅里，去讲述自己的生活的时候，这是一些活生生的个人。但是把话题带入到个人的讲述，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它让我知道，过去的体制生活是多么深刻的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每一次访谈将要结束的时候，都伴随着很长时间的沉默。在这本书里，白纸黑字，句句都是过往的真实生活。但是我一直在想：在这些工人师傅讲述之余，在他们停下来不说话的时候，又有多少惊心动魄的记忆隐没于了沉默之中，可能那些沉默才是最重要的。
我相信大家看这本书，也能看到那一片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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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凤久：现在阶级斗争，还得回来干保卫部长（1）

关凤久简历
男，77岁。
1958年12月下旬，从东北沈阳111厂迁至成都，参与建设420军工厂。
历任保卫科长，政治部副主任，政治部主任，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1984年，任厂顾问，清查“四人帮”
1986年10月，正式离休。
让我惊诧的是，关书记能够熟练地运用各个时代的政治术语进行讲述。
他还能清晰地记起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相应的那个时代的独特用语。比如说他会讲“响应毛主席建设三线的号召”，“参加中朝联合司令部对美帝国主义作战”，他有时候也会用“与时俱进”“股份制”“三个代表”这样的当代语汇。
对一个终身从事“政工”工作的干部来说，或许他就生活在这样的词汇和信仰里面。他是我采访过的职务最高的工厂领导，1958年工厂从沈阳迁到成都的时候他已经是保卫科长，对于“保密工厂”来说，保卫科长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在别人的描述里面，曾经有过关于他的种种传言。有一位师傅跟我说，他记得60年代的一场火灾，当工厂蔓延大火的时候，关书记拔出手枪冲天鸣枪，三声枪响后，打断了高压线。当我求证这个传言的时候，他笑一笑说那不是真实的。
采访时，我想在他滴水不漏的讲述背后，又埋藏着怎样的个人情感？他对“成发集团”的命运变迁，始终抱着理解和乐观的态度。他说：这是时代的进步发展，我们所奋斗的一切就是为了今天的经济繁荣。
在“成发集团”和“华润置地”的土地交接仪式上，又一次见到了关书记。他站在一行退休的老干部里参加仪式，这个仪式跟他参加过的无数个会议一样，还是“台上台下，领导讲话”，但不一样的是？
我选择在部队的俱乐部跟他谈话，在这个空空的，落满灰尘的千人俱乐部里面，有军事化的痕迹：有坦克导弹的图片，有刚挂起来的标语。他对这样的空间显得非常熟悉，从容、镇定。或许此时他能够回忆起，他坐在主席台在万人大会上讲话的宏大场面。
贾樟柯：你是从东北过来的吗？
关凤久：我是1958年12月下旬从东北过来的。我们420厂是1958年10月18号正式动工的，我来的时候刚刚建。
贾樟柯：我们先谈一下420厂的来龙去脉好吗？国家为什么要建这样一个大型的企业，它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关凤久：这是按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要把军工企业靠近三线，靠山隐蔽。我们原来的军工企业、飞机工业都在东北，抗美援朝的时候那是前线，所以考虑到整个战略部署，就是往大西南里建厂。
1956 年开始在西南选厂址时，绵阳、德阳、江油、甚至甘肃的兰州，张掖那条线都去选了，最后定下来在成都。420厂1958年大跃进时上马，同时在成都还建立了 132飞机厂，我们是发动机厂,两个厂子是要配对的。420厂是10月18号开始建的，那时候要求要快，100天要把这个厂房建成。我们贯彻“三边”的方针，就是：边设计，边建设，边实施。我们沈阳111厂迁过来包建这个厂，原来我们是飞机发动机修理厂，抗美援朝的时候修理米格15飞机，那些修好的飞机就直接参加中朝空军司令部对美帝国主义作战。在沈阳是11月3号开的动员大会，说我们111厂要包建成都的420厂，60%的人员要迁到这个新厂去。设备也要按比例来分，搬到成都去。逐渐地动员工人、技术人员、干部往西南迁。我是12月下旬第一批就过来的，因为当时我是保卫科长，那时要调查周围的环境、人口状况。领导里有副厂长，一个总工程师，他们比我来得还早一点。
关凤久：现在阶级斗争，还得回来干保卫部长（2）

贾樟柯：60%的111厂的职工大概人数有多少？他们只是工人自己过来还是整个家庭都迁过来呢？
关凤久：整个家庭都要迁过来，从东北到大西南嘛，要在成都扎根下去。迁过来的工人、干部、各类技术人员都是按60%的比例选择的，那时候大概有四千多人陆续到了成都。
贾樟柯：这么多人一起过来，动员工作好做吗？
关凤久：绝大多数都来了。50年代人的觉悟比较高，又经过抗美援朝，一动员，绝大部分都是毫无顾忌，打起背包就出发。人先来，逐渐家属跟着来，最需要的是工具制造的工人，他们是先行部队。那时的宝成铁路1959年1月塌方，他们就通过水路从沈阳到大连，从大连到上海，从上海坐轮船经过、武汉、重庆到这儿的。他们那批来的主要是工具车间的，1月12号第一批到达，大约几百个人。
贾樟柯：第一批人，这么曲折地过来，这几百号人路途真远。
关凤久：是啊，没有办法，因为他们要做生产准备工作，做工具，做模具，做家具，做刀具，他们就来了。那时候住厂房、住库房很艰苦，通长的大铺，就在大厂房里睡。
贾樟柯：你刚来双桥子时是什么环境？
关凤久：那时候双桥子到处是稻田、坟包子，高高低低，小丘陵似的。那时候厂房刚建，还没有修围墙，市民都跟我们大道来回走，就感觉猪马牛羊都在这儿，给保卫工作都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设备拉来了以后露天一放，弄一个苫布一盖，，我们要昼夜巡逻，保卫设备安全。
贾樟柯：刚才你说曾经选过德阳、张掖，为什么勘察了那么多地方，定下来在成都？
关凤久：那个时候要承受这么大的军工企业，那些城市供应不行，粮食、蔬菜、宿舍、建筑材料的供应跟不上。一个厂子生产的材料要往里运，产品要往外运，那些城市交通都不适合，所以就选在成都周边。那时候我们420厂选在成都东郊，造飞机的132厂选在西郊。
贾樟柯：你做保卫工作，当时情况复杂不复杂？
关凤久：复杂。有敌对势力，周围牛市口的家属被杀、被拐的人很多，我们都了解。
贾樟柯：是咱们的工人家属？
关凤久：周围的，不是我们的。我们的也还好一些，因为我们是军工企业啊，工人都是经过严格政审的。主要是厂周围环境乱，当然内部职工也有不法的。1960年我们搞新品试验，又清理出去一批不适合在国防单位呆的人，当时国家下了一个文件，有些人不适合在我们厂待，就清理出去，我们是保密厂。
贾樟柯：那咱们这个厂围墙是哪个时候修好的？
关凤久：这个围墙大概是1961、1962年修的，当时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那时候才修好的。
贾樟柯：我这几天采访其他工人，跟他们说我今天会来采访您，他们有一个很深的记忆，说60年代有一场火灾，你在关键时刻一枪把高压线给打断，你还记得这个事吗？
关凤久：着火的事是这样的，那时我们厂房是大草棚，基建部门的一个工人捡了焦炭放在床底下点着取暖，那时天气有点凉，放在床底下就引来了大火，把整个厂房，建筑工人住的工棚子，一下子烧了，火烧联营。那天正好刮大风，把周围邻居的房子都给烧了，我们那时候叫火烧联营，确实记得的。
贾樟柯：那你当时真的有打枪吗?
关凤久：没。
贾樟柯：这是传奇了。
关凤久：当时我确实没有打过枪。
关凤久：现在阶级斗争，还得回来干保卫部长（3）

贾樟柯：在你的记忆里，420厂最忙碌、生产最火热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关凤久：最火热是建厂的时候，没有运输工具，自己人上三砖厂背砖，十块、八块；用小推车推；担的，挑的，拉的，背的都有，这是建厂的时候。后来是修建铁路，，修铁路专用线，组织一个建厂大队帮着弄。军区派了一个警卫连，运输连车队来帮忙。到试制的时候，我们搞地对海的导弹，叫75号机，那个时候都是睡到车床旁边，包括我们厂后来的书记，后来当了三机部副部长的崔光伟（音），都是昼夜跟，连轴转，直到试制成功。
贾樟柯：当时有苏联专家帮着？
关凤久：当时个别的有，搞75号机的时候。沈阳那边有苏联专家，75号机试制完后。过了没多久，我们就跟赫鲁晓夫闹翻了，他就把苏联专家撤了。我们这儿他们根本就没有来。
贾樟柯：那这个厂在文革时有没有停产？
关凤久：在文革的时候就闹起来了，文革时不生产飞机发动机，自己装黑白电视。工人不上班，都开玩笑说这叫“8912部队”，就是八点钟来，九点钟都跑了。厂里没有人，基本都没人。我们那时候当警卫干部，文革的时候受冲击很大，我本身就是保卫科长，后来当保卫处长、保卫部长。文革刚开始，，我被派到二厂当党委书记，当了没多长时候，动员搞文化大革命，几天以后，厂里领导说不行，现在阶级斗争，你还回来干你的保卫部长。但造反派闹起来以后，我们这些人首先受冲击了。
贾樟柯：你作为保卫部长也控制不了这个局面？
关凤久：我哪能控制得了，连中央都控制不了，别说一个小厂。红卫兵都往厂里冲，420厂的工人内部也造反、夺权、打砸抢，什么都干。
贾樟柯：咱们厂是保密单位他们都敢这样？
关凤久：敢！敢！那时候都不行了，都往上冲，都弄，刚开始还可以，以后都不行了。
贾樟柯：你个人受到什么冲击？
关凤久：个人就不必说了，高帽，乌纱帽，跪、打、爬什么都干过了，什么都有了，受的冲击也不小，后来就得了一身病，身体不行了，体质就下降了。
贾樟柯：有没有去劳动？
关凤久：劳动，就下车间劳动。
贾樟柯：那时候生产还在继续吗？
关凤久：个别的，小规模的。成立“革委会”后还可以。
贾樟柯：有没有突然因为战争，或者局势紧张，你们又开始重新加速度生产这种情况？
关凤久：那个时候朝鲜战争结束了，我们到这儿来以后基本都停战了。我们有时候支援巴基斯坦，搞点儿飞机发动机，巴基斯坦还派过军人到我们这儿实习，几十个人。在这儿生产的发动机供应给他们，但是也发生过两起重大事故，在巴基斯坦，发动机的涡轮断裂造成两起一等事故，机毁人亡。为什么呢？就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生产擅自更改设计标准，造成断裂。，我们生产的是比较老米格19。
贾樟柯：巴基斯坦的空难对厂里有冲击吗？
关凤久：有冲击，就开始狠抓质量。军工这些东西，特别是飞机这个东西，质量是第一的。这个是警钟长鸣的！必须要警钟长鸣的！
贾樟柯：都有什么样的安全教育的方法呢？
关凤久：突击检查，工人教育，检验的严格把关，一道道的工序都不能出问题。后来逐渐就好了。到现在，我们生产了上万台发动机。
贾樟柯：那对工人的教育主要是什么方法?
关凤久：现在阶级斗争，还得回来干保卫部长（4）

关凤久：一般就是开会，讨论。有学习制度，大家用实际经验分析，办展览，展示为什么在巴基斯坦会发生这个事故，用实际例子来教育，以后质量都好了。我们从苏联引进的发动机使用100个小时后必须要修，最后我们弄到200个小时甚至250个小时才修，超过它一倍半了。
贾樟柯：你在420一直做安全保卫工作？
关凤久：主要做政治工作。开始是保卫工作，然后我当政治部副主任，政治部主任，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我一直干到1984年，正儿八经下来是1986年。 1984年下了以后厂里还把我留下来当顾问，清查“四人帮”。因为我干保卫工作，脑子里装着人事档案，比较了解情况。另外文化大革命这些造反派的头头，谁做了哪些坏事，做的表现，我都亲临其境嘛。我深受冲击，大家要我帮着搞核查。后来国防系统搞了一个文学、艺术学会，厂里就叫我搞这个。
贾樟柯：就是说你平时也要写作了。
关凤久：我当时是航空系统文学艺术协会的副会长，四川省国防办的常委，还有北京航空部的理事。所以我一直到1986年的10月1号才正式离休。
贾樟柯：你从沈阳过来的时候，成家了没有？
关凤久：成家了，有个儿子。
贾樟柯：那咱们还是回到转移、运输的过程，当时有没有你很难忘的事情？
关凤久：我难忘的事是水陆运输，宝成铁路塌方以后，我们这批人需要赶快进来成都做生产准备工作，怎么办呢？好多部门都支援我们，铁路、交通、海运，从沈阳坐汽车到大连，从大连坐船到上海，从上海再坐船到重庆，从重庆坐火车转移到这里。大概是1959年的1月12号，从沈阳出发，走了半个多月。
贾樟柯：比坐火车多了几天？
关凤久：多了好多，坐火车直接就过来了，那时候三四天就行了。那样走了大概半个月，那时是比较感人的，各个部门大力协助、大力支持，支持国防工业往三线转移建设。而且那些人当时全都不带家属，我们的宿舍还没盖起来，先盖厂房，先生产，后福利。我印象特别深。
贾樟柯：我看你的文章里写到贺龙也视察过这儿，你也见过他是吗？
关凤久：我亲自给他送报告，送到金牛大宾馆。我们党委连夜写的报告，因为贺龙副总理说质量不行。一百天建成厂房确实有点开玩笑，那个时候就是这么要求的。贺龙副总理到厂里，拿拐棍往玻璃上一捅，玻璃就稀里哗啦往下掉，这怎么能生产飞机发动机？我们党委连夜写报告，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坐小车送到金牛大宾馆给贺龙副总理。
贾樟柯：当时他见你们了吗？
关凤久：我们送给他报告后，他接下来，然后就算了。保卫科长亲自做这个事，对安全，对文件保密有好处。他进来的时候我们都是全力保卫的。
贾樟柯：当时你们厂的厂墙没有建起来，在建设过程中跟周围的群众有没有过紧张的时候？
关凤久：这个没有。那个时候不管工人也好，农民也好，都很听党的话，听政府的话，一动员该迁的都迁了，该搬的都搬了。我们跟农民的关系都很好，比如说，水碾河这一块，就是现在成都饭店那个地方，有一个农民挖井，摔到井里，叫土埋起来了，我们的工人大概抢救了三个小时把他挖出来了。十多个工人用手生挖出来的，很感人。那就是工农关系。但小孩子不行，小孩子要打架。有次白庙子小学，也是水碾河的，放学后小孩打架，我们厂东北来的小孩跑在后面追人家，东北的小孩拿着锯条磨的小刀，给他一刀，捅了那个小孩，大流血，死了一个小孩。
关凤久：现在阶级斗争，还得回来干保卫部长（5）

贾樟柯：那是60年代？
关凤久：就是60年代。
贾樟柯：这种事你也得参与处理？
关凤久：参与处理，抚恤家属，赶快把那个小孩送到东城分局，那个时候成都有东城区，西城区，再加上金牛区，只有三个区。就送到东城区去了，给家属说，小孩打架不是故意的，就这么大一小刀，捅了一刀就捅死了。那时候也比较好说，小孩子的事也理解，工农关系也比较好。
贾樟柯：文革刚结束的时候全国治安都不是很好，那个时候咱们厂这一块情况怎么样？
关凤久：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上来就是以整顿为主，，赶快把打砸抢那些事都清查。都得处理，都得批判，逐渐生产就恢复正常了，大干的劲头都来了。
贾樟柯：厂里那些造反派后来怎么样？
关凤久：那时候造反派都是头头，送到哪里去了呢，送到湖北襄樊五七干校了。
贾樟柯：当时厂里有两派？
关凤久：好几派。有保守派，有造反派，这两派斗得很厉害，我们厂房，宿舍区，烧了好几栋。现在我们一路之隔，就是蜀都大道，原来是小道，没有多宽。两派打，把靠在路边上的两栋房子都烧了。后来一整顿，该调离调离，该清查清查，把群众都发动起来了。这就安定下来了，就恢复生产了。
贾樟柯：厂里转产那一年，我看产的是冰箱和洗衣机。
关凤久：转产是军民并举的时候，军品也干，民品也干。
贾樟柯：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关凤久：八十年代初。
贾樟柯：当时为什么有这样一个举措？
关凤久：因为和平时期用不着生产那么多发动机，没有太多的军品业务了，就得想办法开发民品了。所以我们就开发了双燕电冰箱、双燕洗衣机，大批生产。刚开始在成都还是比较有名气的。后来也搞摩托车，搞汽车发动机、柴油汽车机。
贾樟柯：对你们来说，由军转民困难吗？
关凤久：不是很难，因为军品都干，那民品就是无所谓的事。
贾樟柯：但要适应老百姓的市场。
关凤久：厂里划分了电冰箱分厂、洗衣机分厂，该干军品配件的还干配件，，这就是军民并举了。刚开始时以军为主，后来到1986年就以民为主了。那个时期的厂长去世了，他原来是我们二分厂的，文化大革命我下去的时候是党委书记，他是二分厂总工程师，后来他当了厂长。那时候就想把军品扔掉了，那也是错误的，军品是必须保持的，军工厂得保持军品。
贾樟柯：在你的记忆里，厂子最兴盛和最困难的两个时期是什么时期？
关凤久：最困难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太困难了。最兴盛的时候是一个月干两百多台发动机，文化大革命后期，那个时候最兴盛。
贾樟柯：在我采访的过程里，发现90年代之前，，420厂的工人都特别自豪。听说那个时候成都人找对象都想找420厂的。
关凤久：因为这个军工厂工资比较高，除了工资以外还有15%的保密津贴。过去那些干部子女，都要往这些厂里放，包括我们市的国防科工委主任的儿子、女婿都往厂里放，大学毕业或者高中毕业都往这个厂送，都很自豪。他们素质高，文化程度高，技术水平也高。因为搞军品，上天的东西哪儿能有一点马虎，马虎就掉下来了。。福利方面也好，在这里能分房子，地方小厂国营厂没有那个条件。我们过去搞国防工厂的利润是固定的，生产多少，10%或15%的利润是固定的；还不可以随便开除工人，有错误批评，该记过的记过，一般都不能开除，计划经济，当然是铁饭碗。遇到困难就转型，一转型就完了，上不去，欠债很多。
关凤久：现在阶级斗争，还得回来干保卫部长（6）

贾樟柯：现在咱们双桥厂区，大概后半年就开始拆除了？
关凤久：今年年底全都得拆除。
贾樟柯：对于一生都在这个厂工作的老干部来说，你有什么感受呢？
关凤久：还是很留恋的，从内心来讲。我在医院就说，这个厂如果不搬迁，将来我死了，我的骨灰都撒到420厂。我做保卫工作出身，从沈阳分到这厂做保卫，由保卫上升到政治工作，管干部，共青团，武装部，工会，对保卫工作还是很留恋。但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必须要改革，不改革厂子就没有出路。现在就搞活了，我跟我们的总经理说，你们这一代人还是实干家，把这个工厂整得比较好，现在不到五千人，产值二十个亿，去年的利润是三千多万，很不错了。市委这个决定叫腾笼换鸟，把这个厂的土地全全处理了。我们新厂在新都的地皮才多少钱啊？十万块钱一亩，这儿二百五十几万一亩，改造资金都来了，欠的外债内债全还干净了，就发展起来了。而且我们现在自己又搞了大型发动机，自己投资，自己试制，现在军委认定就把这个东西给我们厂了，签妥了。
贾樟柯：你虽然1986年就退休了，但还是一直非常牵挂这个厂。
关凤久：牵挂，牵挂。厂荣我荣，厂好我们也好。总不能忘了从沈阳迁到这儿来，从建厂，保卫它，生产，一直到现在，身临其境，说老实话，感情很深。
贾樟柯：你最近有没有回到沈阳看看原来那个老厂？
关凤久：十年前回去过，1996年，1997年，连续两年，最近都没回去。
贾樟柯：那时候那个厂还在吗？
关凤久：还在，那个厂现在归导弹部队了。
贾樟柯：回去以后什么情况，见到很多老朋友？
关凤久：见到了。都是热情招待，说你们到新建厂了，你们分出去了，但大家都很留恋。111厂划给现在的核工业部了，他们跟我们不是一个部门了。
贾樟柯：做保卫工作的时候你处理过最难忘的事件是什么事件呢？
关凤久：有两个事件，一个是刑事案件，一个是政治事件。政治事件我记得我们28车间，是铸铁的车间，有一个叫陈辅翼（音）的，他内外勾结，要组织一个反革命集团，这个被我们破获了 。
贾樟柯：那是哪一年呢？
关凤久：是1962年。
贾樟柯：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关凤久：当时情况是28车间的几个工人，给敌特机关写信，干坏事，搜集情报，搞破坏，主动挂钩，这个被我们侦破了。这是我们工厂侦破最大的政治事件，那个时候我还当头头呢。
还有一件是刑事案件，1961年、1962年是困难时期，我们食堂的会计被人家盗窃粮票、肉票，还有现金。那个时候一个人一个月才半斤肉票，那是集体的，几百上千人的东西被盗了，这个看起来不值几个钱，但是影响相当大。这个案子我们经过排查，了解，跟踪，最后侦破了。这个人之前他去换粮票、换菜票，他发现这个地方存放着大量肉票、粮票、钱票，晚间就撬开了，把东西偷走了。我们保卫科六七天就给破获了。他偷了那么多吃不了，上外面卖。我们发现这个嫌疑人，就跟着他，以后他现形了，我记得是在草市街那个地方把他抓到了，弄到附近的消防队，审讯他，当时他供认不讳。
这两个案件我印象特别深，一个是困难时期牵扯到上千职工吃饭的问题，一个人一月半斤肉，好可怜，粮票困难时期一个人才21斤，吃不饱，很困难的。这个案子破获了，让保卫科在大家的印象里比较好。
关凤久：现在阶级斗争，还得回来干保卫部长（7）

贾樟柯：内外勾结敌特的事你们怎样找到线索的？
关凤久：因为他跟海外勾结了，我们内部就有控制，一般往海外发什么信函我们都有控制。公安机关反映说你们这儿有人与外面挂钩，我们了解了后就把这事弄清楚了。
贾樟柯：当时他出于什么心态？
关凤久：就是对当时的困难环境不满嘛，对社会主义不满。社会主义说自己怎么好，但现在困难得饿死人，吃黄泥，吃树叶，他就不满，总想投敌叛国，搞坏事，让敌人给他点经费。
贾樟柯：你做政治工作之后，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关凤久：就是落实政策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要纠正。我们420“文革”后搞了一个“劳动革命党”，屈打成招的，那个时候弄了上百人。
贾樟柯：这个事件是怎么回事？
关凤久：就是“文化大革命”时的政见不同，。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前，军管会在这里搞，左的观念在一些人的脑子里，有一个屈打成招的就咬、咬、咬，咬一大串。
贾樟柯：我还是没有听明白，当时是什么事情？
关凤久：就是把它定位成反革命集团。
贾樟柯：是有人弄了个组织？
关凤久：没有组织，都是屈打成招的，我们那时不当政，是军管会当政。文革后我们掌权就全部落实政策，平反。我们黑夜白天都不得安宁，人们找到家里，冤枉的，被打的，有的跳楼，胳膊摔断的，腿摔断的。
贾樟柯：牵连面很大吗？
关凤久：这个面牵扯到上百人。后来我们就落实政策，当时我还在六分厂当政委，我落实政策，平反，看病的报销。这对我们来讲，这事把群众冤屈了，群众就反对我们了，从我们接手做政治工作开始，我们就按邓小平有错必纠的方针，去纠正，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平反以后大家就安心了，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不管家属也好，他本人也好，都满意了。所以我做政治工作最大的感受就是错了以后就赶快认错，赶快落实政策，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这对党的威望，对政府的威望，对工厂的威望，没有坏处只有好处，我们感触很深。我们做保卫工作时，审问嫌疑犯，不敢叫人家站着，要坐着说，那时我们非常守纪律。那时候是罗瑞卿做公安部长，管我们管得很严，罗瑞卿到我们厂来了三次。
贾樟柯：是元帅啊。
关凤久：是大将，军委参谋长。所以你要问我做政治工作最深的感受，就是落实政策，把这个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人的因素第一啊。
贾樟柯：你现在有孙子吗？
关凤久：我小孙子马上要大学毕业了。
贾樟柯：在哪儿读大学呢？
关凤久：在西安翻译学院。
贾樟柯：学外语，他是420厂的第三代了。你的儿子是从事什么工作呢？
关凤久：我儿子在我们公司器材部任部长，总支书记。
贾樟柯：哦，那你对你的小孙子有什么希望？
关凤久：小孙子现在就业比较困难，希望他赶快找到工作，能自己养活自己。
贾樟柯：还想让他回厂里工作吗？
关凤久：不想。
贾樟柯：为什么？
关凤久：因为现在厂里用不了那么多人。他学物流，学外语，我们叫他到深圳去发展，因为我女儿和姑爷在深圳。
贾樟柯：他们在深圳从事什么工作？
关凤久：我女儿原来就是在深圳彩电总公司，后来又在沃尔玛工作。现在她不干了，炒炒股啊什么的。
贾樟柯：今年股市又特别好。
关凤久：我的姑爷他在中韩的外资企业三星，他那个企业效益相当好。
贾樟柯：厂子要拆掉了，变成一个楼盘“二十四城”，十年后这个楼盘建起来，可能有更年轻的人，他们都不知道底下原来是一个工厂。那么，你想对将来住在这儿的人说一些什么吗？
关凤久：希望他们住得更幸福，更安逸。现在党的政策好，国家的政策好，他们住在这里，住得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发展我们的国家，国富民强嘛，大家都好起来。

朱继东：我的家庭没有背景，比白开水还白（1）

朱继东 简历
1956年生于成都。
1962年就读于东方红小学。
1958年就读于成都市15中。
1980年进420厂8分厂1车间。
1982年7月6日工伤。
1985年停薪留职干个体。
朱继东一家早已搬离了“420厂”宿舍区，他把厂里分给他的房子租了出去，旧房住着一对陪孩子来成都上学的夫妇，而他的家庭却搬离了草桥子，在成都郊区的一片新小区里面居住。
按响门铃，通过监视器打开单元楼门后，我们沿着楼梯爬到了四楼，正要抬手敲他的家门，却在对面的平台上传来了朱师傅的声音，他穿着一身格子睡衣睡裤，脚踏棉布拖鞋站在庭院之中。这块空地可能是公共空间，但是被朱师傅占有，种满了花，摆着躺椅，还搭起了临时的小房子。我们在他营造的独家小院里聊了起来。
他有意无意提到他的孩子，说这个格子睡衣是他儿子给他买回来的。他儿子学校毕业之后，援藏去了西藏当播音员，因为酷爱足球，之后又被福建某电视台高薪聘走当足球解说员，远在福建，在人们想象的遍地是钱的特区工作。
朱继东的外形非常彪悍，不像一般的四川人，但他不是沈阳迁移来的，他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70年代末工厂扩招，他通过偶然的机会进入了工厂，19岁那一年发生了意外，他的一根手指被车床切掉，我们的话题小心地沿着他的成长轨迹在进行，都在回避那一根手指。
话题说来说去，他自己谈到了他的手。当他出事故之后，在医院里并不是很悲伤，他问我为什么？
我说：会不会因为你成了劳模？
他说：不是。
我说：是不是因为很多领导，工友来看你？
他摇了摇头，浅浅地说：我觉得这个手指三个月以后还会长起来。
那个瞬间像电击一样，他低下了头，一行眼泪流了下来。而我也像电击一样，内心一阵痉挛。那是多么简单的信任，对手指的信任、对身体的信任、对生长的信任、就像信任一根草被折断就会长出来，就像信任一棵树，树叶凋零明年又会长出来一样。
当然，这种信任同样也是对工厂和体制的。
贾樟柯：来之前听说您身体不太好，跟您以前的职业有关系吗？
朱继东：我一月份得了椎间盘突出，不能坐久了，所以你们来之前我都一直躺在床上。 其实这个病和我以前做机械工人没有太大关系。老朽老朽嘛，老了就朽了。
你看我这个手倒是工伤。
我今年51岁，1980年我23岁那年开始参加工作。1982年，我刚结婚几个月，就把手整到了。1980年，我当时分到科室里面。正好改革开放，我们那个科室领导受贿，我作为科员，就好像有受到侮辱的感觉，然后就自己主动要求到一线当工人，到车间当工人，去当机械工，没想到，干了几个月的工作，就把手整到了，1982年7月十多号把手整到的。
我记得我那天上的是下午班，三点刚过，把手绞到机器里了。可能有我操作方面有失误，也有机器上的问题。当时，我刚从科员到车间当工人，还是学徒。对于机械上还不是很懂，哪些地方不能碰，不能动，还不是很清楚。我一个人操作那个机器，无意中就不小心把自己手整成残废了。

我出工伤的时候，整个厂部领导都在开会，突然接到这个电话，说八分厂出工伤了。整个420厂的厂部领导全都知道我出工伤了，所以我就引起了整个厂部领导的重视。广播里面喊，八分厂出工伤，需要救护车，需要单位上的技安科来察看，察看技术安全情况，出事的情况，然后送医院抢救。先在厂医院，然后一直到省医院。
朱继东：我的家庭没有背景，比白开水还白（2）

那时候看望你，给你五斤粮票，给你买两斤水蜜桃，就算是很大的人情了。当时到医院看我的人数不胜数，420厂这个单位很大，职工家属就十多万人，到医院来看我的至少成千上万嘛。整个医院的通道全是来看我的工友。
贾樟柯：当时厂里面出工伤算一件大事？
朱继东：算大事。当时军工单位转民品，我们厂生产双燕洗衣机、双燕电冰箱，我们车间就生产配件。白天黑夜加班，属于人停机器不停，一直在运转，就这样把手整到了。
贾樟柯：刚才说到您到工厂车间，是因为你的处长出了事。他属于什么情况？
朱继东：领导受贿，被人揭发嘛，被全厂宣布了，倒卖木材，单位不是搞建设嘛。以前的受贿不像现在受贿，很隐蔽，现在受贿是一张卡给你，大家根本不知道。以前就是包钱给你，金额好像是几万块钱，那个时候的几万块钱相当于现在的几十万上百万了。
他跟外地的，做沙石做木材的这些人来往，都是本省的供应商。
他出事后，我就自己要求到车间当工人。
当时在单位当采购确实不错，每一天出勤都有补助，到县上去拉沙石，每天要补助你一元五毛钱补贴。
贾樟柯：当时您都去了哪些地方？
朱继东：二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彭县、南充、内江这些地方都常去，那时候转民品，各个分厂做的产品不一样，有些分厂要做沙发，需要木材。我手没有整到之前，刚进厂是在供应科。我进厂还有一段经历，我们出生在1961年，“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的时候，都受到了冲击。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文化不多，没有什么文化，社会背景就这个样子，那怎么挣钱？，就想怎么去挣这钱。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进420厂。当时我在社会上没有人管，我父亲在外地工作，我母亲属于家庭妇女。
贾樟柯：您父亲当时在哪儿？
朱继东：当时在西藏。
贾樟柯：那您不是属于420厂的第二代？您在420厂工作之前的经历是什么？
朱继东：不属于。我属于市里面统筹招工指标进厂的，不属于420厂正宗从沈阳转过来的那些子弟。我在70年代，刚从学校毕业之后，正好面临上山下乡，家里该下农村的下农村了，该工作的工作了，母亲那个时候属于成都的那种生产组，就是街道办事处办的小企业、小集体。像我们这种老大不小的，就一直没有分配到工作，就在城市里面属于那种待业青年，属于无恶不作吧，想怎么就怎么，打架啊。
我们住在川医这个地方，就是华西医大门诊部旁边。那时候也受到社会上的感染嘛，天天朋友们约着到处耍，哪个惹祸了、打架了，我们就帮着打架，就是那种江湖义气。
贾樟柯：当时你是跟着一个大哥混呢，还是你自个就是个大哥？
朱继东：当时没有大哥，就是大家瞎胡闹，惹事生非嘛，属于爱惹事的人。我就一直没有得到过社会温暖，从小就是。时不时还是要跟公安打交道，打架啊，动刀啊，把别人打倒伤到了，或者人家把我伤到了，难免进一下公安局。以前的公安局不像现在，以前是进去报个到，说明你在哪个地方住，然后登记以后就回家了，又不关人，现在就要关人。
那个时候我就急于想找一个工作，想挣钱嘛，因为家庭困难。那个时候工资都是二三十块钱、三五十块钱一个月，工资都很低，家庭都很穷，就想找一个工作，就做临时工。街道办事处安排你做临时工，一天挣一块三毛五。挣七毛五一天的也做过，是去挖人防，就是川医牙科大楼门口慢车道下面，全部都是人防，那条路就是我们修建的，那时候就挣七毛五一天。还有就是给电线杆挖坑，两米深，一米见方，一天我们要挖几个那样的坑，锄把都很短，很费力气，就跟以前的苦力一样，冬天都光着一个膀子。两个人，一个人上面拖，一个下面挖，这活儿是一块三毛五一天。也在糖果厂做过临时工，就是去包糖。还在罐头厂做过临时工，去拉桃子，水果季节来了就去做这些。
朱继东：我的家庭没有背景，比白开水还白（3）

那会儿就是为了生活嘛，很渴望有一个正式工作，因为农村返城的该工作的都工作了，我们这些人一直都没有工作，心里就很着急了，已经20多岁了。有一次就有一个好消息，街道办事处通知我，叫我到420厂去报到，去检查身体。检查身体之后就看我的档案，我觉得我不是很干净，以前比较晃，经常到派出所登个记，所以能通知我去体检，就很高兴。当时420厂属于军工单位，我觉得这次我该有份稳定的工作了。
贾樟柯：在普通成都市民心目中，420厂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单位？
朱继东：相当好的一个军工单位。
贾樟柯：当时你们对它了解吗？
朱继东：不是很清楚，只知道它属于军工单位，就觉得有保障。在80年代找工作就觉得要找一个有保障的单位。不在于工种好坏，只要进了单位，今后这辈子就不愁吃穿了，只要你兢兢业业地工作，就没有后顾之忧。
然后我就去检查身体，当时我有病，肺结核。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而且档案上的记录不是很好，420厂管招工的就决定不要我了。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去找 420的人事科，他们就在接待室接待我。当时有一个姓王的王阿姨，对我这件事情很重视，觉得我是小年轻人，理解我想找个工作的迫切想法。本来这个社会就需要安排我们这些人，不然就一直晃下去了，在没有安排工作之前我们属于社会上的无恶不作的人。在农村有知青的地方，就有打砸抢，什么事情都干。因为没有工作，无聊，二十多岁正该工作的时候没有工作。现在正好有机会了，就很迫切地想得到这个工作。当我知道不要我了，心里就很不是滋味，我就找到人事科招工的人，就把我的想法说给他们听。我说印度的《流浪者》这部电影，里面有个拉兹，拉兹不是很坏嘛，但他们那个国家能够容纳他，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容纳我呢？我就用这种口气去跟他们谈。
当时我就把我的身世，这么多年渴望工作的心情讲给他们。听了以后，他们觉得我本质上也算是个好青年。他们商量、决定，又重新把我招进厂里了。进厂以后，我就在科室里面，在军工单位里能进科室了，在供应科里面当采购，我觉得很满意了。后来我们科长出事，我就主动要求离开科室。因为那时候我也年轻，就想学一门技术。既然在军工单位，我就去当工人。谁知道命不好，当了几天工人就把手整到了。进了厂之后，我就感觉到了厂的温暖，感到了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温暖。
贾樟柯：你正式进入这个厂之后，和原来那帮在一起的人还来往吗？有没有还常去一起吃饭见面？
朱继东：就疏远了嘛，没有吃饭，以前不讲究这些。以前不来往就不来往了，然后就兢兢业业在单位上当工人，一个人可以干两个人的活儿，，甚至可以干三个人的活儿。那时候的工资才拿29.5元一个月，想多干活，厂里看不起我但没有排斥我，我就觉得应该好好地尽我的力量去工作，那时候就是这样想的。
贾樟柯：你说你受伤的时候刚刚结婚几个月，你是怎么跟阿姨认识的？
朱继东：刚刚初中毕业就认识了。
贾樟柯：是同学？
朱继东：也不是同学，她是另外一个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中不是自由恋爱吗，不需要任何人帮忙，我无意中认识她，一种巧合。我弟弟的学校放电影，多给我买了一张票，我就正好坐在我老婆位置的后面，她坐在前面一排，就这样的情况下，然后谈论电影。以前的电影都是很一般的电影。当时也没有其他的娱乐方式，只有看看电影。就是看电影认识的，成了我老婆，就一直到现在。
朱继东：我的家庭没有背景，比白开水还白（4）

贾樟柯：是你主动追求她的？
朱继东：当时她不理我嘛。我知道她是这个学校老师的女儿，我就经常去学校看我弟弟，想尽一切办法接触她。到了放学的时候，晚上到散步的时候，就到她门口去找她，想办法接近她。就这样，一直到现在。
贾樟柯：你进厂的时候还有别的女孩子喜欢你吗？
朱继东：是我们进厂的那个年代不像现在穿的服装样式很多样，毕竟属于军工单位，就是蓝色工作服、蓝色的军便服和解放军穿的军装。那时候我们二十多岁，都穿的黄衣服黄裤子，人家不了解的，就以为你是高干子弟或者家庭很有背景才进这个厂的。有些女孩子就想来追你，我想我自己有女朋友了，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很坚守原则的。
贾樟柯：那你谈恋爱的时候是公开的，厂里的人都知道你谈恋爱？
朱继东：对，我就为了不让其他人干扰。那时候我们厂不允许外人进厂嘛，我就想尽一切办法，让她到我们厂里面去，让大家知道她跟我谈恋爱，外来单位来的进门不是要进门条吗，我们进出就是用工作证，我就想办法找进门条和出门条，把她带到我们单位上去，让大家一起认识一下这是我的女朋友。
那时候吃饭就是在食堂，我们现在厂门口还有一个很大的二食堂，我们每天吃饭就在二食堂。以前吃饭几毛钱就够了，三毛钱一份肉，几分钱的菜，再打两分钱的饭，一个饭盒一个人。她中午就到我们食堂来，我们一起吃饭。工友们就知道我有女朋友了。
贾樟柯：他们家有没有反对过你们的事？
朱继东：当时他们家里面母亲反对，因为我当时在社会上有点小毛病，脾气比较大。现在这个丈母娘，老婆的妈，就先见了面，先看一下我这个人行不行，丈母娘看了我又觉得还不错，小伙子还可以。
贾樟柯：你爱人那时候在哪儿工作？
朱继东：她还在纺织厂，我的手整残了以后，单位照顾我，给了我一个房子，当时420厂的房子是很紧俏的，比现在的房子还要俏，因为420厂的子弟很多，要给一个房子很不容易，祖宗三代都在那个厂里面生根开花，一代又一代的，分房子就很困难。我的手整到以后，厂里面考虑到我无房的情况，又这么年轻，就给我考虑了一个房子，一个60年代给军代表修的老房子，房子现在还在，也属于是我的，南一街八栋33号，就在双桥子立交桥旁边。
贾樟柯：我问一个有点冒昧的问题。做工人来说身体很重要嘛，不管人们多关心你，毕竟手有问题了，当时有没有影响到夫妻的感情？
朱继东：这方面，夫妻之间的关系没有影响。但在单位上受影响，以前属于技术工种，突然变了，你不能干活了，单位又要重新给你安排工种，当时就给我安排当保管看仓库，我想我才二十岁就开始当保管员了，心里就很难受，因为我本来是干活的人，不是那种闲得住的人，我现在51岁了，也不是闲得住的人，对任何事都是有激情的，突然安排我当保管员，就想我这一生完了。
手刚整到的时候，一开始我并没有太着急，还一直觉得这个手会长起来，一直抱着这种幻想。
贾樟柯：就一直觉得会长起来？
朱继东：对，一直有这个想法，这么多年过来。我爱人是纺织厂的嘛，九眼桥那个纺织厂，后来为了照顾我，就从成纺厂调到420厂来，跟我一个车间。我觉得单位，这种军工单位，在这方面确实很好，我享受了单位的这种优越，感受到了党的温暖，一直到现在都是，虽然420厂垮了，但我还是有这种感觉。我的一生中间，这苦短的几十年，我就只有在420厂，进厂手被整到，厂里给我分房子，给我老婆安排工作，我觉得这些是我最温暖的时候。
朱继东：我的家庭没有背景，比白开水还白（5）

贾樟柯：这也是很多工人为什么留恋工厂的原因。
朱继东：这一次我们厂破产了。在没有破产以前，我一直停薪留职干个体。
贾樟柯：你干什么个体？
朱继东：当时80年代，手被整到以后，太穷，又有小孩了，怎么办呢？出来做生意，又没有启动资金，就看别人怎么做生意。人家从这个地方买来拿到那个地方去卖，以前人们卖衣服，卖金兔毛衣这些，我们就学着去卖羽绒服，也是从这个地方买来到那个地方去卖，转手就挣十元钱几十元钱。
我们就在别人的铺子里买，，在人家手上30元钱买，我卖出去35元钱，就这样慢慢搞。后来资金大一点了，就开始跑上海，开始进货，到上海老西门，有个金兔十四厂，到那里进金兔毛衣，后来慢慢发展大了，就开始卖上海的培罗蒙西装。
贾樟柯：当时的生意还不错？
朱继东：开始挣了一点钱，自己不懂得控制资金，就挥霍了。
贾樟柯：那时候在青年路做服装生意的都发了？
朱继东：发的太少了。在我所接触所认识的圈子中间，青年路80年代改革开放出来的这种个体户，属于大浪淘沙，真正成功的，现在都拥有上百万上千万的人，从那时候个体户出来的太少了！
贾樟柯：您当时怎么挥霍的？
朱继东：就是自己嘛，总觉得没有享受的要享受一下，补偿一下，平衡一下自己。比如说宾馆，当时宾馆的房价不是很高，我住德阳市的宾馆，最高的房价才380 元，已经属于套房了。我光个膀子，穿个拖鞋进去，那时候看钱不看人，只要你有钱，住什么地方都可以，所以我就享受一下这种套房是什么感觉。住到宾馆里面之后，享受一下人家把饭菜送到你房间里吃的感觉；又把老婆孩子带出去旅游，那时候我的儿子才4岁半。就这样享受。
贾樟柯：你们第一次旅行是去了哪儿？
朱继东：第一站是南京，然后就是上海，然后就是杭州，然后就是浙江，我的小姨跟大姨家在浙江，我们就去看亲戚玩。南京的玄武湖，中山陵，再到上海，城隍庙、外滩，那时候不知道其他地方，只知道这些地方。然后又到杭州，游西湖。
贾樟柯：有没有拍照片？
朱继东：有照片，那是老照片了。后来，我儿子工作了以后，去年转播世界杯的时候，我专门到福建去看我儿子转播世界杯，我就觉得这一生很欣慰，儿子也出来了。我逢人就谈，我儿子是主持人，做现场直播世界杯，就觉得很开心，只要谈到儿子就很开心。
贾樟柯：你儿子也是420厂子弟学校读出来的吗？
朱继东：对对对。
贾樟柯：小时候淘气不淘气？
朱继东：不淘气，很懂事，穷人孩子早当家嘛，儿子从小就很懂事。他是1983年生的，跟刘翔一年的，都是1983年这一批的。儿子的工作各个方面都很优秀，不是我自己作为父母的这样评价，就是他们单位的领导，他们单位的同事评价都很不错.还有我们家里面老的这一代，我父母的这一代，兄弟姐妹这一代，还有我儿子这一代，对我儿子的评价都很好。
从小我给他灌输的不是书本上的东西，我也没有文化，我就给他灌输社会知识，尊重老人，积极工作，怎么在社会上立足，做人的思想，我给他灌输的就是这些。儿子从小就有一种要在同龄人中间出类拔萃的想法，孩子一直很刻苦，对自己的学习、工作，对社会关系都很注意。
朱继东：我的家庭没有背景，比白开水还白（6）

贾樟柯：你儿子工作以后，父母的生活来源，他是不是也要负担一点？
朱继东：这个方面，作为父母来说，是不愿意让儿女给钱的，我只想让儿子有钱，让他过得更好，让他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他的路还长，需要用钱的地方还多，我基本上就没有用他的钱。但这一次春节，儿子给了我三万块钱，我马上就存上，孩子有这种心就行了。我的这身衣服，都是儿子从福建买的；听说我腰不好，还专门从福建漳州给我买药回来。各方面来说儿子还是很孝顺的。我的父母，也就是儿子的爷爷奶奶都去世了，儿子对他的婆婆爷爷，就我老婆的父母，都是很孝敬的，逢年过节，过生日这种情况，他回来不了，都寄钱，给爷爷多少钱给婆婆多少钱，表示他的心意。
贾樟柯：如果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去福建，一个是留在厂里面，你想让你的儿子现在在厂里面干话吗？
朱继东：作为父母的本意，肯定不愿意让儿子走得太远。但是作为我本身来说，因为我这一代已经算是被淘汰了，我总还是想让儿子更好。当初他从学校出来，大二去西藏电视台实习，在西藏实习的时候，西藏电视台要留他。他觉得去福建搞体育栏目是他一生的梦想，因为他最喜欢的就是黄健翔，他一生的梦想就是搞体育。但在西藏拉萨是搞娱乐节目，搞得很不错，当时还搞了几个广告，西藏电视台要留他，如果留下不走的话，给他20万。我儿子给我打电话，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你的前程你自己把握，你无论干什么事情，只要是有利的事情，父母都支持你，当然钱谁不想要，我们都需要钱，但是作为你的事业，你看好的地方你自己去找。所以直到现在我对儿子都是这种思想。
贾樟柯：你刚才讲到80年代开始做生意，这个生意现在还在做？
朱继东：不成功，很失败。什么原因呢，自己不会管理，挣一百元钱，自己花三百元，钱就入不敷出，缺乏管理，没有经济头脑，本身就是当工人的材料，不是搞管理的料，所以就把生意搞得一败涂地。
贾樟柯：你是哪一年停下来的？
朱继东：我是在1987年、1988年停下来的，不卖衣服了，开始搞建材，搞花岗石。当时陈根华不是提了一个词吗，印度有印度红，中国不是有中国红吗，我就开始搞花岗石。那个时候全国各个地方都在搞建设，修宾馆，修饭店，修写字楼这些。时隔不久，又说花岗石的辐射太重，花岗石又开始滞销，原来上千元的花岗石一平米，现在只能卖一两百块钱，所以这个生意又没有什么好做的了。它的辐射很重嘛，就不好卖了。后来又出现了进口的地砖，档次都比较高，通用地砖了，我那个生意就不好做了。
贾樟柯：建材生意你是怎样开始做起来得？
朱继东 ：是从1989年开始，做到1995年又停了。做不起，走了，但是人家别人却能做得起，我是属猴的，属猴的就是东一下西一下的，等于是捡5分钱丢1元钱，捡一百元钱丢两百元钱。
我做建材的时候，给德阳艺术宫做了一批工程，我给进了几千平米的花岗石，当时算了一笔账，觉得这个工程要赚十多二十万，作为我们个体户来说，一个工程要赚这么多钱还是很不错的，觉得是个大买卖了。但当时就没有想到，这是政府的一个空口袋工程，要各个商家垫背，各个商家把材料投进去以后，政府没有钱给你，就把各个商家弄垮了。我们本身就属于是很小的商人，一下被弄垮了，就是1994年。当时我跟德阳艺术宫打官司，官司是赢了，他输了官司以后还是没有钱给你，就给了我一些报废钢材。我就垮得一败涂地，我觉得我就不适应做生意，只适合当工人，生意又做垮了。
朱继东：我的家庭没有背景，比白开水还白（7）

贾樟柯：你是怎么揽到那个工程的？
朱继东：是通过朋友介绍的。因为他做的消防工程，我做的就是花岗石工程，把这个工程接下来之后，当时觉得很放心，德阳艺术宫是德阳市文化局的，属于政府工程，因为它的资金都是政府拨款。我是个体户，给政府做工程觉得很放心嘛，再怎么样政府也不可能少我们一分钱，恰恰就是政府把我们骗了，骗我们几十万。
贾樟柯：德阳艺术宫修起来没有呢？
朱继东：修起来了嘛。后来去看了，等我把钱拿完以后就没有去过了。他们无聊到什么程度，我去拿最后一笔钱，当时差我六万九千七百多，正好是1995年过春节，他说，“老朱，我们这儿只有三万块钱，你要想等到你的六万多块钱一起拿，只有今后再拿给你，如果你现在要拿，这一次性了结，只给你三万，后边的三万多就不给你了”。这就是政府。我说三万就三万吧。我跟他们打官司打了两三年，花了一堆诉讼费、执行费不说，甚至于当地的人把枪都给我亮出来了，威胁我，就是叫我不要在这儿闹。我的合同是在德阳签的，当时我们不懂，签了合同之后，就必须在德阳打官司。而且当时没有钱给我，给了我几十吨钢材，当时钢材最俏的时候价格是，35螺母，直径120的，锻钢，发票上4900一吨，他拿给我就当是给了我4900，我去市场上卖呢，只能卖2000，没有人要。有人给你2000一吨就算是看得起你的朋友了，是在帮忙了，几十吨钢材嘛，我专门用卡车去拉回来的。还有普钢，直径20的，你说再细一点，直径18，可以作为工程上用的螺纹钢，而这个是机床上零件用的普通钢材，我拿着没有用，一般的大单位瞧不起，量又不多不少的，小单位又觉得你这个是废材了，锈了，我卖给别人几百块钱一吨，几十吨全部卖了，我就亏本了，这儿我就亏几十万。官司赢了，没有钱给你，直到最后，六万多块钱只给你三万了结，要不然就不给你，他把钱摆在这儿，让你感觉看到这个钱又眼红，你就觉得拿到稳当一些，不然明年又拿不到了。
贾樟柯：很流氓。
朱继东：我这一生，这几件事情让我最痛苦了。我最开心的就是我这个儿子，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老婆也很贤惠，儿子也很成功，至少在我们这个家庭里面让我感觉很欣慰，逢人我都可以说我的儿子很优秀，他在他们台都属于是出类拔萃的人物。
贾樟柯：你还跟厂里有关系吗？
朱继东：我一直跟厂里都有关系，这方面我还是很感激厂里面。刚开始，我属于停薪留职，厂里的分厂长对我们还是很关心的，毕竟属于共产党领导的单位。我们对单位总觉得是一种依赖，并不是依赖钱，是有什么事情，单位会帮助你，有困难会关心你，确实是这样的。我在厂里停薪留职出来以后，交钱给厂里面，每个月交87.5 元，根据你的工资比例交。，一直交，后来看到很多工人没有交了，所以我也不管了，我也不交了，我也不上班，反正单位也不可能把我开除，那些好手好脚的都没有开除，我这个工伤更不敢开除了，就这样想的，抱着一种依赖的思想。后来在2000年左右，我到单位去办手续，买养老保险、社保这些，单位专门有跑社保的，专门要给我们办这些事情，我觉得单位确实好，有什么困难单位都会帮，如果家里的下水道堵了，你在家里打一个电话，单位的物管科马上就来，把下水道通了，现在叫人来，马上就要说钱。以前那种对国有企业的依赖，确实很不错。
朱继东：我的家庭没有背景，比白开水还白（8）

贾樟柯：你跟420厂的隶属关系还有吗？
朱继东：当然就不存在了，在破产的时候，确实有很多感觉，很沮丧。我们这个岁数，又没有文化，又进入了中年。办手续那一年正好50岁，去年办的破产嘛。总觉得以前在厂里，不管怎么说多多少少厂里对我们有关心，现在彻底的就把我们交给社会了，而且这个社会弱肉强食，你有能力就找得到钱，你有社会背景就能挣钱，如果你没有社会背景没有能力就不行，像这种没有能力没有背景的人太多了。我们厂垮了以后，破产的同时，我心里就很难受，我这种工伤怎么办呢，工伤就给工伤的待遇，破产给破产的待遇，破产的待遇是拿了三万多块钱，买社保都不够，我今后还要生活怎么办。
当时我的爱人也正好满50岁，她的运气比我们好得多。她正好满50岁，女同志50岁正好办退休，拿退休工资，又拿了厂里破产的这笔钱。我老婆就很有运气，我就没有运气，做生意又垮，单位又这样子，我就感觉雪上加霜了。我怎么办，我要生存，儿子一天没有出来（工作）之前，我一天都有这个责任，总觉得要把家庭的责任担起来，就觉得很残酷。怎么办呢，我就找我们厂里的社区要工作，他们就把我介绍到成都市的一个WOWO超市，我就拿着介绍单过去，去WOWO超市面试。面试过关了，没有看到我的手之前，说我的身体当搬运工也可以，然后我就说我是一个残疾，我的手是工伤。不行不行，他们马上就把我拒之门外了，我说我守夜可以嘛，守夜也不行。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这个岁数，社会需要我们这种人，又受到社会排斥，为什么呢？需要这种人，正属于年富力强的时候，各方面社会经验都有，有社会阅历，有人要你，但文凭我们又没有，所以我们最惨的就是遇到这种事。
我现在成天都在家里，特别是生病这几个月，家里就是老婆在照顾我。我一直在买社保，拿社保刷卡看病，可社保医院呢，又治不好我的病。作为我自己来说，想几下子把病治好，找点事来做，就是这种心态。所以我就只有到私人医院去治，私人医院可以讲价，公费医疗要五千的，可能这个医院只要四千。私人医院能给你一些方便，我这次在一个私人医院，他是专科医院，我到他那里去看病。我曾经去过骨科医院，还有体育医院，几个医院我都走了，都治不好，我的腰弯着就一直弯着，像是一棵树弯了一样，直不起来。我前段时间走路都是驼着的，现在这个私人医院治好了，我能直起来了，我觉得还是私人医院治的效果好一些，出了钱，就给你负责。
贾樟柯：还记得你进厂之前的生活吗？
朱继东：进单位之前是受到社会的鄙视，没有工作，你都这么大了，还在家里吃父母的闲饭那时，要不我用刀把人家砍到了，要不然就是人家用刀把我砍到了，就是打架嘛，平白无故为一句话就打架，也不为什么，就为一句话。比如说，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就这么简单，拿起刀就砍。就在街上，我脾气就有那么暴。当时因为从农村回来的，支边回来的都有工作了，但是我们在成都市一直呆着的就没有工作，心里不平，就以烂为烂嘛，无所谓，管他呢，人家把我砍死就算了，我把人家砍死我就赚了，就这样子。
贾樟柯：打架你有没有受过很严重的伤呢？
朱继东：我的家庭没有背景，比白开水还白（9）

朱继东：我没有受多大的伤。
贾樟柯：历次的打架里有没有让你最难忘的一次？
朱继东：没有什么难忘的，打了就算了，我从来没有输过。对，最让我难忘的是我打架从来没有输过。年轻的时候，70年代，我打架从来没有打输过，只有我把别人打了。有人出了事，你打架喊我一声就行了，我去帮忙摆平，也没有想到当老大还是不当老大，我们那时不懂这些，只觉得你惹了祸了，有人打了你了，我来帮你打就是了，或者你回头帮我弄顶军帽，弄个军挎——以前解放军的那种军挎包包，或者弄一件军装给我，我帮你打，以后你出了事找我就是了。那时就是70年代。
贾樟柯：工作之后最难忘的事情呢？
朱继东：工作之后最难忘的就是我这只手。没有想到我这么年轻，刚结婚几个月，我是四月份结的婚，七月份就把手整到了，刚好有小孩。最痛苦的就是我这只手，当时手整到了以后我一直还想会不会长起来，一直想我这只手会长出来。特别是看到这只手的时候，心里很难受。但是这么多年还是就这么挺过来了，感觉还是不容易，有时候这只手给生活上还是带来了很多不方便，我站起来看起来还是一个健康人似的，但是这只手给我生活上带来了很多不便。我的这只胳膊（本来）要细一些，现在看不出来，我一直都在锻炼，用哑铃，让这只胳膊不细，一般情况下这只胳膊不用，一定会是很细的。
贾樟柯：而且你正好又是右手。
朱继东：是啊，最关键的这只手。所以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变成（用）左手的习惯，都用的右手，这只手不方便，我还是用它。现在吃饭什么都是右手，只有打麻将是左手（笑）。在生意场上最难忘的就是德阳这个工程，让我感觉很伤心，因为我是一个个体户。
贾樟柯：你这个年龄，文革也经历过，后来的改革大潮也经历过，1989年动乱也经历过。
朱继东：都是目睹者。谈到文化大革命，那时候我们正好读小学三年级。在60年代，我们亲自目睹过1961、1962年最困难的时候和“文化大革命”，那时候我的父亲在西藏部队，是部队的工人，不属于军人；我的母亲是家庭妇女，那时候割草卖，割青草去卖，几厘钱一斤，为了养活我们兄弟姊妹四个人。为了供我们读书，我的父亲每个月也会寄工资回来，但我们还得到川医锅炉房，去捡炭，捡二炭，就是烧过的炭，捡回来就给家里做饭。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就罢课，整个学校不上课了，就把老师弄来斗。平常你没有把我们教好，今天好好斗一下你。把老师弄来跪着，挂一个牌子，臭老九嘛。那时候自己根本不懂，十来岁，根本不懂，红小兵带着斗老师，后来老师找到我家里来，给我们求饶，说以前没有把你们教好，今后如果有机会好好教你。然后有人就带着我们这么大的孩子到街上去写标语，打倒反革命，打倒残渣余孽。之后又开始串联，我们很小，我们又走不动，就走到天回镇，这儿到天回镇才多远嘛，就专门找人把我送回来。那时候吃不用钱，住不用钱，坐车不用钱，全部都是国家的，随便你走到哪儿吃到哪儿，走到哪儿住到哪儿。
贾樟柯：你们本来的目的地是哪儿？
朱继东：本来是想到北京嘛，那时候不到10岁就去串联，要去打倒那些走资派，根本不懂，属于起哄的。
朱继东：我的家庭没有背景，比白开水还白（10）

贾樟柯：你们一起走的有多少人？
朱继东：都是我们那里的邻居们，走不动的就回去了。我们是最小的，就是十来岁左右。过后就开始“上山下乡”运动，我们也长大一点了，就开始躲，不敢下农村，那时候本身家庭就比较困难。
我大姐是1958年的老知青，是中国第一批的知识青年，她走的时候我才两岁。西南局局长李井泉亲自号召的，我大姐是他的第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老知青。我的二姐也是知识青年，一个家庭三选一，我理所应当就该留下来，等到今后分配工作。但是街道办事处就一直不分配，因为我的父亲在外地，我的档案不可能跟着父亲走，就要跟着母亲走，这就属于街道办事处管.我们又没有什么社会关系，又没有送什么红包，不懂这些，就只有按正常的分配，就一直等。今年等了明年等，明年等了后年等。我们是属于成都市老百姓当中很平凡的，自己没有背景，比白开水还要白，太平凡了，太普通的家庭，又没有经济基础。
贾樟柯：420厂要拆迁了，要变成一个楼盘，很多年轻人会搬到这个楼盘里面去了，你想跟那些不了解这段生活，甚至不知道这个楼盘曾经是一个工厂的孩子们说些什么？
朱继东：我们这一生的遭遇，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说完的。不管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单位上，这些经历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说完的，也不是一件事情可以概括的。总的说来，我对这个厂有一种感激，有感恩的感觉，虽然我的手受到了工伤，但我觉得厂里对我是无微不至的关心。我的手受伤有25年了，但我在我老婆面前，在朋友面前，在我儿子那一辈面前，我都说420厂对得起我，没有怨言。但是这一次破产，对我是一种雪上加霜，因为我们这种岁数，把我丢到哪儿都没有人要。
贾樟柯：你们是签了一个合约之后就算解除劳动关系了吗？
朱继东：当时去签这个手续，人很多，这个厂这么大，是分了类的，几分厂在哪儿签都是分好了的。我看到签字的人，没有几个带有笑脸。上了岁数的工人还好，他们觉得有盼头，到了岁数该拿退休费了。年轻的呢，也还行，脱离这个厂还可以出去奋斗一下。可我们这个岁数，就感觉心里难受，脱离这个单位今后还能干什么，社会还会不会要你。实际上我们这个年龄应该是社会最需要的。朋友们互相安慰说，我们这个岁数，随便丢到哪个地方，冷不到饿不到，为什么，因为有自身的生存能力。
贾樟柯：你签完之后就回家了？
朱继东：回家了。回家之后想，这个厂的土地为什么就这样卖了，而且就这么简单。当时厂里面很多人去闹，有愤愤不平的，也有隔山观虎斗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作为我来说，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一点钱拿了，现在这个社会，买个菜都是几块钱一斤的菜，我们拿这三万多块钱能干什么，我买医保还是社保，还是拿来吃饭，一样都不能做，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上厂里还是把我们亏了，作为我们这个岁数就亏了。像我爱人这种，比她年龄低一点的，该怎么办，小孩要读大学了，正肩负着家里的责任，小孩读了书，还要结婚，买房子，一系列的问题，而且我们这个岁数正好是生病率高的时候，就像一个机器到了该维修的时候，这时候正是我们最痛苦的。所以我们唯一希望的，今后能借某一个平台施展我们自己，很想这样子，我们干点事情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干一个几十人的公司应该是能够支撑起来的。但是现在没有这个经济条件，现在各种费用又大，比如开个铺子，门前三包费，，治安费、消防费、城市建设费，然后是国税、地税，房租费，再说你的员工工资，再说医保社保，你可以想像，你要挣多少钱来填补这些风险。所以我觉得还不如在家里吃得差一点，把我的精力留着。
贾樟柯：谢谢你。
朱继东：我觉得也该找地方说一下自己的心里话，压抑了这么多年也很想找地方说，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地方，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说。


侯丽君：女人有事干，老得会慢些（1）

侯丽君，女，1953年出生于辽宁沈阳。
1958年随父母来成都。
1970年进厂子弟学校。
1976年进420厂63车间担任零时工，任63车间团支部书记。
1978年正式进厂回收科，制作厂服及机器需要布品，完成品被评为“质量免检”。
1994年下岗，换过近10个工作。
2003年5月正式退休。
侯丽君不想让我们去她家采访，她在电话里不停地强调这一点。
我们便约好了在成都市中心的一个公共汽车站见面，当她从远处缓缓走来，从人群中逐渐靠近我们的时候，我发现她的一条腿不是很灵便。
她爱笑，和我面对面的时候，她依然笑个不停，仿佛以前就见过面，从来没有陌生。我们上了一辆预先准备好的公共汽车，让司机发动，在成都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行驶。我想公共汽车的空间是她熟悉的，而窗外花红柳绿的成都夜景她也不陌生。
车厢内的寂静和窗外的喧闹城市只隔着一层玻璃。
她清晰地记得小时候从沈阳出发到成都的所有细节，当她回忆起刚刚来到成都，住进刚落成的工人宿舍，手摸墙的时候，她说：刷墙的大白还是湿的。她仍然能够记着那个湿度，她的记忆中有无数个细节，这些细节帮助我们照亮了她记忆深处的过往一切，让我们看到3000个职工从沈阳迁出来，就意味着至少3000个家庭的 “生离”。
侯丽君开始含着泪水微笑，她的确一直在微笑，但是泪水不停的在眼睛里流出。她没有泣不成声，但叹息不已。这些日子，一言难尽。
采访结束的时候，她跟我谈到，她们原来班组的姐妹还会聚会。我问她，聚会做什么？她说唱卡拉OK，她最爱唱的就是《同一首歌》，我小心地问她，你现在可以唱吗？她轻轻地哼了起来，没有先前的羞涩，越唱越严肃，越唱越深情，我们现场的所有人都跟她唱了起来，这时候我才明白，这首歌在普通大众中如此流行，因为歌词唱道：“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大地知道你心中的每一个角落……，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
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的确一去不复返了，歌声在车厢里回荡，她一遍一遍地唱着……


贾樟柯：你是哪一年过来成都的？
侯丽君：1958年，我才5岁，就跟我爸妈支援三线建设从沈阳到了成都。我还保留着一张我们的全家福，是当时我爸妈带着我们五兄妹拍的。
那时宝成线不开，就从沈阳坐火车坐到大连，然后坐船到了上海，再从上海逆流而上到重庆，从重庆坐火车才到成都。这一圈走了有半个多月。
那真是千里迢迢啊。来的时候，我妈不愿意来。我妈的娘家亲戚都在沈阳，只有我们一家人来，她就不愿意。后来领导到家里做工作，问有什么困难，我妈说她没有工作。领导说成都是新建厂，需要大量用人，工作根本不愁。我妈又说，孩子多，没有衣服穿。工会第二天就给我妈送来三丈布，各色各样花布，孩子一人做一件新衣服，做被子的布也有了。我妈就同意了，我们全家就来了。我妈现在86岁了，到成都以后一直在厂里工作。
贾樟柯：你父亲当时在沈阳做什么工作？
侯丽君： 111厂车工。当时的情形我还能记住一点。临走那天，我全家亲戚到我家送我们，他们分批去买蛋糕，一个人只能买两斤。你买一包，他买一包，最后买了满满这么大一个洗衣服盆。我们家姊妹五个，加上我爸我妈要走15天，要吃好多东西，买了那么一大盆的蛋糕。结果上船后，船上每天吃三顿饭，三顿都有饭吃，坐了将近有15天的船，才到的成都。
侯丽君：女人有事干，老得会慢些（2）

贾樟柯：当时一起去的还有很多家庭？
侯丽君：第一批有很多家庭，坐的是那种大船，就像厂里面派的专车一样，一起接送。船就跟楼房一样，一家一户。我坐上可高兴了，可踏实了，小嘛，就喜欢玩，出远门了。
快到三峡的时候，我出门到甲板上去看风景。所有的门都是一样的，我出去了，回来就走错了，走到隔壁的一家。。船上的广播一遍一遍地播，说有个小姑娘走丢了，请大家帮助找。正好船靠了码头，我爸妈以为我下船去玩了，他们全都下船去找了，结果后来船要开了，没办法了，他们不得不上船。上船后，才发现我还是在船上。
当时父母都快急死了。全船的人，还有好多我爸的同事，我爸的学徒，都下船去找，全部下船去找去了。
我对重庆的印象就是上不完的台阶，在重庆很短的停留，最后就转到成都来了。
贾樟柯：你很小就从沈阳过来了，在成都生活了这么多年，你现在觉得自己是沈阳人还是成都人？
侯丽君：我现在已经是成都人了。但是我不像别人走出来了就走出来了，我特别地思乡。我妈刚出来时，每年都想回老家，想看我姥姥姥爷。年年想回去，年年都要顾及工作、家庭和孩子。年年想回，年年也都回不起。从我们1958年来，第一次回沈阳都是1972年了，整整14年，那时候我都已经19岁了，已经中学毕业了，才和我妈头一次回沈阳。
贾樟柯：还记得当时回沈阳的经过吗？
侯丽君：记得记得，岂止是记得？！一回去，我姥姥和我姥爷全都抱头痛哭。我那时小，还不大懂事，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会这样子，我不太理解他们当时的那种情怀。我离开沈阳14年后第一次回去，可高兴了。我纯粹是旅游，纯粹是玩。我到了四川后就从来没有出过成都，从小一直在420厂长大。那会儿我两个哥都上班了，工作走不了，他们都想回，但回不成。我刚中学毕业，在家闲着，就回沈阳了。
1972年正好是文革的时候，但不乱。我们回去坐的是宝成线，不像到成都的时候整个行程要那么多天。我们在北京转车到的沈阳，还在北京玩了几天。
回去不到一个月，我姥姥姥爷，还有其他亲戚们全都天天给我买好吃的，还带我到东陵北陵到处去玩。到走的时候，我就不高兴了。(?沉默)
姥姥，姥爷非得要到车站送我们走。我姥姥那时候都已经七十多岁了，还拄个拐棍儿，裹个小脚，一定要到火车站送我妈。
在沈阳的时候，我姥姥问我，你爸和你妈在四川那边吵架不？我说不吵架，也不打架。我心里想，就是打架也不能跟他们说，说了他们在那边操心，看又看不到，来又来不了。自己的女儿，走了那么老远，14年才回去一次，肯定心疼。我姥姥就跟我说，你妈不容易，带你们五个孩子，离家又远，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孝敬你妈。（沉默）
侯丽君：真是这样的。我记住了 ，所以我到现在都对我妈非常好。
临走的时候，他们都这样说：你看，我们已经七十多岁了，你们14年才回来一次，这次要不把你们送到火车站，还不知道有没有下一次，也许这就是最后一次了。火车一开，我姥爷简直已经哭成一个泪人了。我很是理解，我姥爷为什么会哭成那个样子。我妈还没有怎么样，我就号啕大哭。我觉得我姥姥和姥爷他们太可怜了！他们太可怜了！我妈走得那么远，也不能回去看他们，好不容易回去一次，恐怕就是最后一次。
侯丽君：女人有事干，老得会慢些（3）

好在我姥姥有福气，她说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到成都去看一下我大女儿。1985年，她真的来了，那时她已经86岁了。回去以后，第二年就没了。
我从沈阳回来以后，我比我爸我妈都要想沈阳，我对沈阳有了情结，年年写信给沈阳的人换成了我。1999年我哥的小孩考上大学，到沈阳去读大学，我就送他去沈阳。这孩子是故意报的沈阳的学校，也是想去看一下。那时我姥姥姥爷都不在了，我送他，顺便也回去看一下其他亲戚。我二姨、小姨、小舅他们都在，大家又可以团聚一下。原来我们家的老房子是大房子，我们走了以后就把房子卖给朝鲜人了。1999年我回去房子还在，我就把房子拍成照片留个记念。
贾樟柯：你现在是几口之家？
侯丽君：我的小家，标准的三口之家。我爱人也在厂里，他在涂层车间。
贾樟柯：你到成都后，420厂和成都是个什么情况？
侯丽君：420厂就是一片荒郊野岭，周围全是农民菜地。今天的45栋幼儿园，当初就是一片坟包，全是埋死人的。当初盖45栋幼儿园的时候，用推土机推出来一个个坛坛罐罐，里面装的全部都是死人的骨头。我们家来了七口人，就住在一间14平方米的小屋里边。我们到成都的时候，房子盖好了，墙上刷的白浆，手这么一摸，还是湿的呢，我们就住进去了。那时马路还是一条黄泥路，一到下雨天，全是黄稀泥，一走一步把鞋沾满了黄泥。就在那样一片荒郊野岭上面建立起了420 厂。
贾樟柯：不容易。
侯丽君：两代人的努力成就了东郊的辉煌。所以我要趁这个厂没迁走之前到厂里去看一圈，看看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曾经成长过的地方。我们家两代人，我的父辈，还有我这一辈，都退休了。两代人啊！我一直在420厂长大，一直在420厂生存。我在这儿生活了近50年了，现在420厂拆迁走了。
贾樟柯：你能想到厂子后来会变成今天这样吗？
侯丽君：当然不知道，现在东郊拆迁，调整肯定要搬到外边，有环保等方方面面的原因。但我很理解，这也是国策。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420厂再在东郊也不太适合。
贾樟柯：你整个教育也是在厂里完成的？后来又在哪一年进了厂子？
侯丽君：小时候在420厂幼儿园，小学在厂子弟校小学，后来厂子弟校中学，然后在1978年进厂。我是本厂子弟，直接进去的厂。刚进来就在63动力车间打杂，做各种维修，后来保修水电气，做一些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
我们当时年轻人好多，都是和我同龄的年轻人，一进来就是一大批，个个都充满了活力。
贾樟柯：当时有没有一些什么活动？
侯丽君：刚进厂的时候我还是厂乐队的，我拉二胡。那时年轻人多，车间就成立一个乐队，有拉二胡的，拉小提琴的，还有吹笛子的。我们还自编自演一些和工厂、和工作有关的小文艺节目，还出去表演呢。
我们当时表演的全是反映工作艰苦的节目。比方说，我们车间有吸油布，那是回收科的支柱产品。我们就把那个吸油布编成朗诵词进行宣传，加上快板，又唱又跳的。那个节目非常盛行，受到全厂的欢迎。
贾樟柯：你还记得一两句吗？
侯丽君：我就记得一句，“吸油布，一不小心油花沾到了身上边”。我们用老曲调，加上些新词。我们刚刚进厂的时候，年轻又有活力，爱唱爱跳。
侯丽君：女人有事干，老得会慢些（4）

贾樟柯：文体不分家，除了文艺节目之外，那时候你们的体育活动多不多？
侯丽君：我们420厂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一年一度的火炬接力赛，在每年12月31号晚上举办。从厂一号门开始跑，经过水碾河、四川《工人日报》社，工厂俱乐部，然后回到二号门来。这一整圈就是五千米。每一个站点上都派了几个小组拿着火把。那时候火把也非常简陋，就拿一个罐头盒，底下钉个木棒，钉几个钉子，里头放一团棉纱，浇上点儿汽油，一点上火就着了。参赛选手举着火把跑，如果跑着跑着跑灭了，每一个小组都在加火的地方把火续上，要保持火炬一直燃着。火炬还把沿途的路照得像燃起来了。刚刚开始举行这个火炬接力赛的时候，沿途全部都是围观的人。交警都要帮着维持秩序。
贾樟柯：你跑过吗？
侯丽君：我没跑过，我就爱看。那个总队长，原来是体育学院跑田径的。他当总指挥，枪一打出去，大家就开始跑。全成都的人都出来夹道欢迎，沿途都满了，跑的人根本就跑不过去。
贾樟柯：这个活动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
侯丽君：70、80年代每年都举行，90年代就少了，没有原来搞得那么好了。后来厂里的年轻人也少了。70、80年代的时候420厂最风光。
贾樟柯：听说那时候成都市的人找对象都要找420厂的？
侯丽君：确实是那样的。我发现那些男生，没事儿就爱在420厂逛，可愿意找420厂的女生了。他们经常搞一些联欢晚会，制造见面的机会。当时的联欢会，什么表演节目都没有，都没有跳舞，只搞联欢。
特别是川棉厂的，咱们说420厂和川棉厂是亲家厂呢。420厂的男工偏多，川棉厂的女工又偏多。所以后来好多夫妇 ，都是男的在420厂，女的在川棉厂。川棉厂也是东郊调整，现在也不在了，也破产了。
贾樟柯：那你自己的个人问题在当时是怎么解决的？
侯丽君：我是这个厂的大集体的，大集体是420厂的下属单位。他们是全民所有制，咱们的体制是集体所有制，比他们稍微矮了一块。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我希望他又瘦又高，一定要在全民所有制的厂子里上班。恰恰他呢，就符合这三个条件了，所以就看上他了。他现在还是那么瘦，50年都没有胖一下。
我们当时是经由师傅介绍认识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介绍人家里，我一直低着头，不敢抬头，不好意思看他，没记下是什么模样。又过了两三天，他就托人给我送来了一张电影票，我还记得是在胜利电影院看的。我拿着这张电影票，心里就在想，那个人是啥儿样。我只记得他有点高，我在心里想，万一要是认错人的话，这不是有点落脸啊。我到电影院门口，我去找谁去？结果幸好第二天他还是穿的工作服去的，我一看，还是穿的昨天那件衣服，一下就把他认出来了。看了一场电影下来都没怎么说话，就看电影嘛，看完就看完了。
贾樟柯：还记得当时放的什么电影吗？
侯丽君：好像是《画皮》。我最害怕看鬼片，那个电影给我吓坏了，好多镜头我都没敢看。后来美国有一个电影，叫《昏迷》，看完以后，差点没把我弄昏迷了。在家睡了半天，躺着起不来。我就是害怕。
我喜欢看露天电影是出了名的，他也算是投我所好。70、80年代的时候，也没有其他的娱乐，看露天电影最愉快。谈恋爱的时候都去看露天电影，虽然站在那儿看，也挺好的，别有一番风味。
侯丽君：女人有事干，老得会慢些（5）

我们打小就看露天电影，那时候厂里经常放露天电影，双桥子、三店房、水碾河……那时候还没有连成一片，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都放，就一个地方放一次。我们早早就抬着大板凳和小板凳去占位置，一直到天黑才能演电影。为了看一场两个小时的电影，占位置要占四个小时。下雨也照样演，这边照样看，就在雨里看。1984 年建国35周年，当时下瓢泼大雨，电影来得晚，有些人就回家拿伞，有些人干脆说“湿透就湿透吧”，全部在瓢泼大雨中看的。
贾樟柯：后来决定跟你爱人结婚是在什么时候？怎么下了这个决定？
侯丽君：结婚都过了好长时间。大概是过了一个春节，又过了一个春节，才结的婚。我们结婚之前，中间来往不怎么多。他也没怎么上我们家干活。我们在一起最多的时间就是出去看电影。那时候也没有别的，没有舞厅，也没有卡拉OK厅，连喝茶的地方都没有。我发觉咱们在一起所谓的增进双方感情，可能就是看电影。那时候厂里经常放露天电影，我们俩也经常到外边去看电影。《山本五十六》当年在成都只放三四天，别人给了我们两张早晨6点半的电影票。当时是冬天了，电影院还在军影，好远。因为没有别的娱乐，还是愿意去。他五点半就起来了，到了我家。我们家住一楼，他敲敲窗户，我就知道了，悄悄起来，骑个自行车，到了军影天都没亮，就跑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出来，存自行车的人都还没来，我们还要赶回去上班。那时候我们的干劲有多大，到底是年轻啊。
贾樟柯：你是哪一年有小孩的？
侯丽君：我在1982年有了孩子。有了孩子后，我就说，如果谁能够放我一个礼拜假的话，我就会整整睡一个礼拜。每天上班都太辛苦了，从来觉没睡够过。
我休产假的时候孩子我自己带，那时候孩子姥姥岁数大了，奶奶不在成都，爷爷要上班，都不能给我们带。我休完产假就请人带，他爷爷退休后，帮我们带，再后来我爸退休了，就我爸和他爷爷轮流带。一岁多点就把他送到幼儿园去了，又接送又上班，累得够呛。
孩子上小学才好一点，上幼儿园都不行。后来他爷爷又返聘到其他地方工作了，就我们两口子自己带孩子，上班，买菜做饭。
贾樟柯：小孩是在420厂受教育的？
侯丽君：他在420厂子弟校读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在51中长大，后来读的成都大学的自动化专业。他原来在学校教书，像临时工一样的。现在回来了，暂时还在找工作。
贾樟柯：你没有想让他回420厂工作？
侯丽君：他一心想当老师。我原来是一心想让他学飞机发动机，学航空事业。他就喜欢当老师，他学自动化专业，最后自己又去应聘老师。
贾樟柯：你五十多年都在420厂，有什么事情是让你觉得最开心的？有什么事情是觉得最不愉快的？
侯丽君：最开心的是每年工会都会带我们出去春游，在每年四五月份，一般一出去就一百多人，去青城山、乐山、窦团山、百丈湖、草鱼潭这些地方。我可喜欢了，包吃包住不说，最重要是感觉到有集体的温暖，有大家庭的温暖。
另外让我很开心的是在1993年420厂团委搞的一日摄影的比赛。参加比赛的可能有三十多个人，每一个人发一个胶卷，有36张。每个人必须从凌晨开始一直到晚上的24小时内，照完这么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就可以真实地记录下来。我也参加了。
侯丽君：女人有事干，老得会慢些（6）

贾樟柯：你去拍了什么呢？
侯丽君：我拍的是初生的婴儿。那天是9月4号左右，我在420厂医院的妇产科整整等了五个小时才拍到。我头一天就到那个医院去了，妇产科医生说第二天上午肯定生，结果去了又不生。为了照这一张照片就等了五个小时，照出了一张初生的婴儿，是个女孩。有些男生头天晚上没有睡觉，拍了第一个进厂的人和最后一个出厂的人。第一个进厂的人是二分厂的厂长，六点半就进厂了。老百姓一有什么事就骂当官的，说当官的不好。其实根本不是，当官的也有他们辛苦的一面。他六点半进厂，并不知道我们在照他。展览之后有人说，他这样上班一个星期了，每天六点半就上班。最后一个出厂的人，是16号大楼的一个人，好像是工程师，总之是搞技术方面的人。晚上12点了，他才从自己的工作岗位回家。有好多人都觉得只有工人累，通过那一次活动，我觉得他们那些二线人员也非常辛苦。有的拍的是9月1 号小学生拿到新书的情况。还有人拍幼儿园，拍宿舍区，拍工人，拍门卫，拍厂里的消防队……哪个部门都有人去拍，甚至是一些保密单位。我们参加的人都发了一个通行证，420厂任何一个保密的地方都可以去。
可惜的是，当时还发生了一些意外，有些男生头天晚上都没有睡觉，一直整到第二天晚上。大家都对摄影不熟悉，有的胶卷没上，有的扯出胶卷来的时候就曝光了，有的电池没安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照好。
我们的作品全部在16号大楼展览，厂区这些家属都可以看到。后来还拿到外面展览了。
贾樟柯：你那张初生婴儿的照片还在吗？
侯丽君：保卫处把所有的底片、照片，全部都收了，不给本人。保密单位嘛！
贾樟柯： 1993年左右的话，这个女孩也应该是多少岁了，14岁了，也是大姑娘了。
侯丽君：拍完就断了联系。我还拍了一个动手术的农村小女孩，胯关节脱臼。她们家没钱，但医生对她还是比较好。当天入院，稍微检查了一下，第二天就做手术。正好第二天我们去看她，就拍了照，那个小女孩整个人有点蜡黄。我也拍了动手术的这个小女孩，第二天我和另外一个女孩余秀敏又去看她，我还记得当时余秀敏看着那个小女孩有点可怜，把身上的钱全部捐给那个小女孩了。
贾樟柯：这么多年里，有没有哪一件事情让你觉得特别不愉快？
侯丽君：要说最痛苦的事，就是1994年我下岗了。那时候我小孩才上小学六年级。
贾樟柯：是政策性的吗？
侯丽君：就是单位裁员嘛。用不了那么多人，减员增效，第一批我就被裁下来了。我记得车间一共裁下来十多个人，厂里还请我们吃了一顿散伙饭，就在合口味。有好多人根本就没吃饭，简直就哭成一片了。有人拉着曹主任和杨主任的手，问他们，这么多年我有没有迟到？曹主任说：你没有过迟到。他问：这么多年我有没有工作不认真的时候？曹主任说：没有不认真的时候。其实谁也没有错，谁也没有不认真的时候，但是活儿越来越少，养不活这么多人。自负盈亏的单位只有这样，给我们一点生活费，就回家了。那顿饭吃得哭声一片，有些人根本就没吃，我还在带头吃呢，我装着喊大家吃。那就是掩泪装欢，真的是掩泪装欢。我说：哭什么啊，吃吧，社会不能适应咱们，咱们得适应社会嘛。我看包了三四桌，我们那桌有一些工段小组长、领导和办公室的，还有我们那些被裁下来的人。非常好的一顿饭，但根本就咽不下去。我不愿意在别人面前哭，我总想在别人面前当一下英雄。回家以后我哭了三天三夜，眼睛全部都哭肿了，真正地哭肿了。我弟弟他们全部来劝我。（沉默）
侯丽君：女人有事干，老得会慢些（7）

侯丽君：1994年我41岁了，文化程度只有初中，一个女同志，小孩才上六年级，要交学费，一家三口要吃饭，我只有两百多块钱的生活费。（沉默）
侯丽君：我出去找工作的时候，在墙上贴了一个座右铭，是这样写的：无论是顺境还是困境，我都要勇往直前。我每天出去找工作的时候，就在心里默念一遍这个座右铭，然后冲出家门找工作，有时候围着成都市转几圈，在人才交流中心登记，到处找工作，托熟人。找工作太不容易了。最后找不到工作，就摆地摊，卖黄槲兰，就是大家胸前的那个花。一大早就进一包黄槲兰，在东风路大桥，摆在路边的小树旁边，还不能让交警、城管看见了。我还在火车站旁包饺子，就在刚才那个金风宾馆，在外边风里雨里，就和农民一样。我是北方人，包饺子这套活儿不成问题。我跟你说我两分钟能包19个，我还可以五个五个地擀皮儿，一次擀五个，叠起叠起地擀。后来，又经朋友介绍，干其他的工作。
到正式退修之前，我基本上没在家呆过一天，这个工作下来了，我马上又出去找另一个，这个不要我了，回去干那个，我不嫌弃。我现在已经觉得工作根本就没有什么高低上下，任何一个工作，只要你干好了就行。就像包饺子，头一天就把定钱交给你了，我明天要200个，我先把钱给你，你敢不起床吗？第二天你不得不起床，冬天五点半就起床，七点半别人就要吃了，切韭菜，把芹菜用水焯一下。头一天晚上切的韭菜第二天全部都黏糊了，就不新鲜了，必须现切，夏天还要现和面。我卖生饺子卖得很好，包都包不完，生意真有那么好啊，最后实在太累了。
贾樟柯：你现在呢？
侯丽君：我正式退了，有了退休费，就在家做缝纫。我家窗户上贴了“缝纫”两个字，有一点收入，也有个事做。人有事做，老得慢一点。
贾樟柯：你下岗的这些同事，还有没有一起见面？
侯丽君：见面啊，我都不知道我和我的那些同事感情怎么就那么好。我下岗了以后，没下岗那些人，经常找我来玩，就好像我没下岗一样，就好像我还在那工作一样。最多的时候我们一个星期都要出去玩一次，每次到我们家里，就是这么聊天玩。后来条件好一些了，我们就出去唱卡拉OK，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一个星期就出去唱一次, 我可喜欢唱《同一首歌》了。好在我刚上班的时候没有卡拉OK，要是唱歌我可能把钱都会丢到那里面去。
贾樟柯：你现在最大的希望是什么？
侯丽君：我永远不能忘记我是从420厂出来的。我来的时候才五岁，进小学，进初中，进厂。420厂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培养成了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人，也有高度敬业精神，懂得质量是生命这么一个真理，到最后我连摆地摊都有这么一个真理：诚信、质量，就是你生存下去的希望。我不论走到哪里，我都不会忘记420厂，是他们给了我这么多，而且还教给了我裁剪和缝纫的技术，我出去也可以自己生存。虽然现在420厂搬迁了，还是希望420厂能早日强大起来，早日昌盛起来。锅里有了，碗里也就有了。我爱人还在420厂，他还在上班。
贾樟柯：你去过新建的厂吗？
侯丽君：去年去过。
我围着厂房转了一圈，每个地方都看到了。新厂房已经建好了，，新的食堂都已经建好了。感觉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从沈阳到420厂是一个新的开端，厂子搬到这儿又是一个新的开端。虽然他们比当年420的规模小多了，但是也希望他们能够发展得更大，更好。等天气好了我还要去看一下，好像还是割舍不下。从小长大，在这个420厂宿舍区生长了近五十年。从一个五岁的婴孩，420厂把我抚育大了，得感谢420厂，也感谢社会主义，也感谢这个时代。只是现在的市场经济摆在每个人面前，竞争更激烈，但这样才能发展得更好。

陈克勤：那么多组织，总得参加一个（1）


陈克勤，男，1949年生。
1965年9月，16岁，进入420厂当工人。
1970年代，曾获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1982年，考入420厂职工大学。
1985年，职大毕业之后，回厂从事会计工作。
2006年3月，工龄满41年，买断工龄，回家专职炒股。

汽车在繁华的成都街头穿行，我们去找陈克勤的家。
车停在一片新建的小区，周围有星巴克、工商银行、彩票投注站，还有挂着红色横幅的新开业的超市。
陈师傅从小区出来，他先绕到汽车前面，看到剧组车上标有“《二十四城记》摄制组”的字样，就用四川话大声问道：谁是管事的？我们吓了一跳，以为又有城管要驱逐我们离开繁华的街道。制片主任走上去，小心地说：师傅，我是。陈师傅说：陈克勤，是我。
大家顿时笑了起来。
一行人跟着他穿过超市，超市的后门出口便是他家的小区。坐了电梯进他家落座，话题一下子聊到了股票。昨天深股突然大跌，全国人民都在谈论此事。陈师傅以前在厂里做财会工作，如今在家以炒股为生。谈起昨天的股市风云，看得出他还心有余悸，不过他老辣地笑笑：我没事，早跑出来了。
过去的风云变幻练就了他刀枪不入的不变金身，他说炒股比在厂里上班好，每天在电脑前动动手指，每月万儿八千的就进来了，还不用让人管。他对工厂的拆迁好象无动于衷，一句话：无所谓！
他说话颇有周星驰风格，非常幽默，经常自嘲。当摄影机转动，他坐下来正式接受访谈的时候，我发现他有着跟关书记一样惊人的记忆力。他能够清晰地背出1966 年毛泽东“512社论”的全文，他还能够模仿华国锋在毛泽东追悼会上的讲话。华国锋是山西交城人，跟我老家是邻乡，我熟悉交城口音，陈师傅模仿起来非常地道。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他有那样强的记忆力，他记得过去每一篇社论，记得每一个工友的名字，他还记得某一天的天气，那天在办什么事路上遇到的哪一个人。听他讲述的时候我想起了自己，在我混沌一片的生活里，一切都是模模糊糊。他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处在边缘，他不愿意往中心靠近，因而他获得了一种后现代般的自醒与反讽的能力。
话到中间，他站起来从抽屉里拿出一堆“文革”时候的像章和臂章。“文革”是他讲述的重点，也是他不吐不快的记忆。他谈到一场大规模的工厂武斗，他说那天他和一个工友一起看热闹，那个工友刚刚退伍复员，他能够凭声音清晰地分辨枪支型号。第一片枪声响过，他说这是小口径步枪，没事，打不伤人；第二片枪打过去，他说，这是橡皮子弹，没大关系；第三片枪声过去之后，他的工友对对他说，快跑，真家伙来了。
他很少谈到1966年以前的事情，也很少谈到1976年以后的事情，他所有的一切像水泥浇筑一样凝固在了“文革”那十年。
不说话的时候，他会摘下眼镜用衬衣认真地擦一擦镜片。而当他把眼镜重新架到鼻梁上，把视线投给我的时候，他又显露出周星驰般的微笑。对他来说，历史不过是一场你来我往的热闹。

贾樟柯：你是哪一年进入420厂工作的？当时多大？
陈克勤：当时就16岁吧，1965年9月初我记得就进厂了，恰好那个月24号我就满16岁。我1949年的，共和国同龄人。
陈克勤：那么多组织，总得参加一个（2）

贾樟柯：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进了420厂？
陈克勤：420厂当时到合川去招工。1964年的时候，420厂的811号机试制成功了，所以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那时我刚刚初中毕业，放完暑假就来了。我们一批一起来了有一百多人，江津还有一百多人，比合川多一点。
贾樟柯：正好是文革前一年，那你基本上就是文革的见证者了？
陈克勤：那当然了，整个文革我知道得比较清楚。1966年，“五一六”通知以后，一般的工厂反应还不是很大，516通知我这儿现在还有。
刚开始只是工人下班以后学习一下，五点半下班，以工段或者小组为单位学习，也没有其它什么，后来才是搞文化大革命的。先是发表社论了，然后大字报来了，大家就开始写大字报，那时满车间到处张贴大字报，墙上牵根绳子，然后把大字报贴上去。那时候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当然说是在毛主席教导下，但是当时并没有停产，还是继续生产，10月份之前都是这种局面。当时420厂这样的大厂，不能乱来，不动。我们厂很严格的，大门都是解放军武装守卫，每个门两个军人，一个端冲锋枪，一个手持半自动步枪，上了枪刺的，所以我们厂当时的生产秩序一点没受影响。但是后来不行了，到了11月份，毛主席第八次检阅红卫兵之后，南下串联的学生，北航啊什么的，“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都来了。当时立交桥没修嘛，厂门口来了很多宣传车，主要是外地的，高音喇叭对着工厂吼，“工人阶级要起来”啊，“参加文化大革命”啊……工人们上班下班都要从厂门口过，就开始关注这个事情了。以后这个厂就开始动起来，成立了群众组织，按照这种步骤就开始了，这个跟全国的情况还是一致的。
贾樟柯：当时有几个组织，也是分保皇什么的吗？
陈克勤：有保守派 ——就是保皇派。当时主要是那么两派，一派是“星火”的，一派是“红旗”的，“红旗”就是保守派，“星火”是造反派。当然了，造反派里边又分了以复转军人为主的“八一战斗兵团”，还有什么“革连造反兵团”，还有一个“成都工人造反兵团新都分团”——420厂那时不是又叫新都机械厂嘛，就有一个“新都分团 ”。当时这些造反派组织里面，人最多的肯定是“星火造反兵团”，那时我才16岁多，还是小孩，但是对这些事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当时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有矛盾，一派要保个什么，另一派要造反，现在我记不清楚了。造反派当然宣传自己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那边，是无产阶级造反派；保守派呢，也不承认自己保守啊，他们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只是不同意造反派的一些做法，比如造反派当时要斗走资派啊，比如游街啊，这些全国都是一样的。
贾樟柯：主要是哪些人被打倒了？当时厂里的负责人都受到冲击了吗？
陈克勤：主要的负责人都受到冲击了，比如我们厂里的党委书记，首当其冲，最开始是关于他的大字报张贴出来，然后就受到批判了，最后就发展到群众组织要斗他。另外党委副书记啊，还有像黄绍华啊——当时的厂长嘛——也被斗了。要说真正的打啊，我记得有，也并不是好厉害，因为那时候还正常生产嘛。
贾樟柯：你那时候十六七岁，有参加到文革的活动中吗？
陈克勤：那么多组织，总得参加一个（3）

陈克勤：当然了，参加群众组织嘛。一个车间好几个组织，你得参加一个。参加组织干什么呢？我现在想起来莫名其妙，一会儿这个活动，一会儿那个活动。有一次到川报去印什么东西，我也跟着去了，走了一晚上，又饥又渴，然后第二天稀里糊涂地就回来了。说实话，当时在川报印了什么玩意儿我都想不起来了。当时好像是 1966年吧，那时候生产还是正常的，我还在干活。
贾樟柯：生产出现问题以后，我听说出现了很大的武斗？
陈克勤：武斗那是1967年8月18号，这个场面我见过。武斗前几天气氛就很浓了，人心惶惶的，我本来都准备走。但我为什么没走呢？当时在成都有个伯父，还有伯母，每个星期我都上（他们家），我想走之前去打个招呼，不然以后怕联系不上。他俩都是老党员，老革命，我去了伯母就说了，“你不能走啊，你是工人，要抓生产，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我想这话也对，不能走，所以我就没走。但是我们寝室六个人里面，只剩两个人了，其他人都走了。当时的生产已经开始受到影响，因此有不少职工离开了工厂。
到了8月18号，恰好那天我又进城，上我伯母家去耍了一会儿，吃了饭，晚上七点多钟就回来了。回来路上就看到双桥子那一带聚集了很多人，其中有我熟悉的。当时他们互相扔石块，这边叫着喊着往钢管厂冲，钢管厂就是当时的249厂——咱们叫249，因为它是249信箱——这边往那边冲，然后那边又冲过来。当时249有个什么组织，好像是“联总”，是跟420厂“星火”一派的，它受到攻击招架不住，对方据说是重庆来的一帮人。“联总”打不过他们，这边420厂就去支援钢管厂了，然后可能在钢管厂还是招架不住，就散回来了。
那帮重庆人怎么回事呢？那帮人在重庆打不赢815，当时就跑到成都来住了。这帮人在成都就厉害了，成都哪见过重庆武斗的那种场面啊。这伙人用瓶子装汽油，上边点着火扔过来，燃了就一团火。当时我待着看热闹，到了11点多，就听见打子弹了——扑！扑！有人就说了，那是小口径，小口径打不死人，但是我心里边就琢磨了：打不死人，把我眼睛打瞎了怎么办？我想这玩意儿，我得走远一点，我才十六七岁，划不来，没啥儿意思，我就在后边看。大概12点的时候，半自动步枪来了。我也不知道半自动步枪，我们车间有个复转军人，是空军地勤来的，他说声音不一样了，是半自动。他当时就在我旁边，我在后边，我想这玩意儿不是闹着玩的。我说走了，这时候有个人受了伤，我就把他带到后来的二食堂去包扎，当时他耳朵这边受伤了，脸也受伤了。我进去，地上躺了个人，医生过来一看，已经没气了。这时我才看清楚这人，我认识，唐娃儿嘛，36岁，我们一块打篮球，跳得挺高的。他1958年进厂，我1965年进厂，他比我大好几岁。唐娃儿胸部中了一枪，这么大一个眼儿，铅弹头卡在里边了。我想，真死人了！这时候高音喇叭又响了，就在18栋上边：强烈抗议啊，什么兵团826啊，杀害了战友了，参加革命派的战友，什么血债要用血来偿啊……
我说这玩意儿，算了算了，看都别看了，然后我就回寝室睡觉了。刚好我们一个寝室的老乡，他也走回来了，他说糟了，脚受伤了，被打着了。我一看他大腿，这边进这边出，打了一个窟窿——哦，两个窟窿。他晓都不晓得哪个打的，把他打穿了。我心里边好难受哦，一个寝室一个车间的，还是老乡，都是合川的，我说走嘛，我们回寝室。当时我估计已经是凌晨两三点钟了，睡也睡不着， 8月份嘛，天热，闷热。
陈克勤：那么多组织，总得参加一个（4）

到了三四点钟，外边还在吵，尖叫声、呼喊声不断。有人喊“房子着起来了”，我一下跳起来一看，就在南边，咱们13栋14栋着火了，火光冲天，映得半边天通红。我心里确实有点害怕，睡觉也睡不成。当时给人的感觉就像电影里边看到的，日本鬼子进村了，火光冲天一路走那个景象，真是那个景象，到处都是。
后来天亮了，枪声不断，我又怕啊，那天吃饭没吃饭我都记不得了，估计没吃饭。我慌慌忙忙的，心里想怎么办，宿舍区住吧，住不下去了，就到厂里边看看，一到厂里边，造反派已经武装起来了。驻厂部队的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全让造反派给抢了，造反派挎上枪就神气了。有几个解放军战士站那儿，有点面熟，我就去问他，你们的枪呢？他说给无产阶级革命派占有了。旁边不是没有站岗的，还有持枪站岗的，不过已经成了“星火”这边的人了，解放军呢，就用《毛主席语录》站岗了。这时候我想厂里边呆不下去，我得回合川了。但是没钱啊，那时候一个月多少钱，二十来块钱吧。1967年，我加起来估计才二十一二块钱的样子，就算上有几块补贴，一个月花下来，没什么剩下的。我们都是23号发工资的，那天是19号，所以我就只能等到23号了。
宿舍不能住了，我就住厂里边，厂里边住什么地方？——消防队。消防队大部分人也走光了，还有个同学在那儿，我就住那里边去，外边打枪我可受不了。以后呢，有时候出来吃一点饭，有时候就在消防队煮饭。那时候简单，就煮稀饭，乱七八糟的，吃的什么菜我也记不得了。就这样熬熬熬，熬到26、27号才发工资。当时，提钱又怕抢，23号的时候就让解放军去提钱，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提到钱，那是我进厂第一次没准时发工资。等到26、27号发了工资，28号我就回合川了。当时整个工厂就是 8·18武斗，全面停产了。
贾樟柯：那个武斗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
陈克勤：大规模的武斗应该说是在8月份9月份之间，8·18武斗最严重，以后就零零星星的，大概持续到1968年的4·19。4·19过后，就是强制性地收枪，那以后武斗我觉得基本算是平息了。
贾樟柯：那你回了合川之后什么时候又被通知回去生产的，还是自己回去的？
陈克勤：自己回去的，家里边催我。我们一帮人回合川，耍了一个多月吧，家里边就催了，说老是在家里边呆着不行，你是工人，得回去生产了。我说哪儿有那么快，现在还没恢复生产。但是我爸老催我，我么在家里边也呆不住，就回去了。当时合川受重庆的影响也搞武斗，全四川都武斗了，后来报纸说重庆什么警备军司令部让两派停止武斗，要恢复生产，那成都应该也跟重庆差不多，所以我想想就回去了。
过了国庆节没多久，10月十多号我就回到420。回来还不是那么回事儿，420当时还没生产。有些外地的，比如上海的、北京的、还有东北的，这些人回去过后，很长时间都不回来。我一看这样，哪儿像生产的样啊，但是既然回来了，就呆一段时间吧。呆着也无聊啊，就耍着，玩扑克牌嘛。好了，一直呆到12月二十几号，快过元旦了，我们这帮人说走吧，看这样子，都快年底了，也不像那回事儿。12月底我们又离开420，在老家耍了两个多月，把春节过完， 3月13号，几个人约好，一块又回到成都。回成都一看还是那样，还不像干活那样，又耍吧，反正是不能回去了，老爸又得催，老觉得你工人不在工厂里干活生产，回来耍什么，所以我回去也不痛快，就在厂里耍。
陈克勤：那么多组织，总得参加一个（5）

那时候宿舍停电了，就从厂里边拉电嘛，电线，去找嘛。我们几个人从一个食堂里拉了电线出来，有几百米长。爬树的时候我没抱紧，一拉电线触到了，差点摔下来。我说不干了，就有个劲儿大的来接，从围墙里边拉出去。拉电线要过马路，我也不知道怎么弄过去的，反正是接过来了。我们有了照明，就可以打扑克了，煮个饭啊面条啊也没问题。当时就是这个情况，耗时间嘛，打扑克，拱猪，还有打东北的那种牌“两枪”。就那会儿，我把东北的扑克牌学会了，至今都没有忘。那会儿还不太兴象棋，也不会打麻将，就打扑克牌。武斗整个停产期间大概将近一年零两个月，1968年的国庆节以后，两派大联合，他们也看到，生活不稳定了，没啥意思啊，吃饭伙食又差得很，就这样又恢复生产了。
贾樟柯：当时各个派的领导有没有厂里的工人？就是造反派。
陈克勤：真正干活的工人，我了解的几个，没当到什么，造反派领导都不是纯粹的工人。可能有几个干活的工人，但是他们都是有受教育背景的，比如说冯金龙，“星火”的一号成员，1963 年北京航空学院毕业的，读大学的时候就入党了。我听说他后来死了，大概就五六年前——他上海人嘛，在我们车间搞过培训，比较熟悉。还有另外一些，大专生中专生什么的，这些人见过世面，不是老土的，字写得相当漂亮，都有很好的家庭背景。当然我认识的毕竟有限，不是所有人都认识，那么大的厂。
贾樟柯：你当时的那些东西还在啊？
陈克勤：在，我有几个袖套。我这个人有个什么习惯呢，把东西都收藏好。
贾樟柯：你没参加造反派也会有这个东西？
陈克勤：不，我是参加了一个的。当时我十六七岁，跟着玩嘛，别人是二十多岁，比我大多了，我就跟着他们跑。这个东西夏天不戴，只有冬天，有什么活动戴一下，平时也不戴，谁干活戴它啊。一吹哨，集合了就戴它，活动完了马上就取下来了。这么多袖章，不是我参加那么多组织，我没那功夫参加那么多组织，是我的收藏。
我这还有一些证书。70年代我还是学习毛主席积极分子，干活也挺卖力的，有时候得个什么荣誉证啊，我都收藏起来，舍不得仍掉。这也算是我的一个癖好，我觉得它见证一段历史。比如我初中毕业的准考证啊，我中学的学生证啊，我都还保存着。
贾樟柯：到了1968年以后，生产又比较正常了？
陈克勤：1968年10月份以后才开始恢复生产，到1970年就逐步正常了，生产一正常，到外地去的就回来了。恢复生产后，一开始一段还比较平稳，后来文化大革命不是要深入了嘛，要斗批改、清阶级队伍了嘛，清阶级队伍以后，咱们厂就搞阶级斗争。这玩意儿搞得挺过火的，当时清一个什么劳改党。当时军代表——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成立军管会，军代表就是海军军代表或者空军军代表，党委瘫痪以后，军管会就起领导作用了，什么事都听军管会——说有个什么劳改党是反革命组织，于是就开始抓人了。人抓起来以后，白天上班，晚上车间里面的清退小组审理。搞阶级斗争那个场面你没经历过，比如说审理谁谁谁，就说他是专门来搞阶级斗争的。这么一审，有的人招架不住，就供认发展了另外的谁谁谁，好了，清查小组再去审供出来的那个人，那个人招架不住，又供认发展了谁谁谁……这个车间那个车间，一整估计得有几百人，每个车间都有。时间一长了，波及面比较大，涉及的人很多，估计有上千人，而且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后来挨了整的，有的受不了，就死人了。我们车间阶级斗争的时候就死人了，还有32车间我记得也死人了。咱们车间就是那个杜茂忠嘛，挺熟悉的一个人，我住18栋1楼，他住2楼，最后喝火碱自杀了。
陈克勤：那么多组织，总得参加一个（6）

贾樟柯：这个劳改党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克勤：这个劳改党嘛，是这样的。当时有一个1958年进厂的职工，大概是安岳的还是乐至的，文革的时候他就回家躲武斗去了。回去了一段时间，他又回到 420厂上班了，结果呢，他家那边公安部门转了一个材料到420厂来，就说他参加了当地的反动组织劳改党，而且把这一条线带到420了。起因就是这样来的。好了，组织就抓他审。当时开大会，有两个地方，一个是77车间的广场，一个是42车间那边一块大空地。最初开始是在42那边开，这可是军代表主持了的，说你们这些反革命分子老实交代，他招架不住，就交代了，说我参加了劳改党，怎么怎么回事儿，是反革命组织。问他还发展了谁，他就说我还发展了某某人。然后呢，厂里面马上开会布置了，各个车间都在抓，一个串一个，全厂都串遍了，每个车间都弄，搞得人心惶惶，真的是人人自危，开个玩笑都不敢。你有问题的，该干活干活，完了继续审你。这审起来受不了啊，那是指着你鼻子问的。你站在那台上，他“啪”一脚就往你腿上踢过来——“站好！”当时就是这个局面，想打你脑袋就打脑袋，想踢就踢。当时我看不惯，但也不能去说他，人家搞阶级斗争，觉悟挺高的。而且当时那种情况之下，人人自危，谁也不想多事。
抓得太厉害，后来演变成这种局面：你今天是清查小组的，你来审我，好，我就说你就是，是我发展了你，你不是来审我吗，我就把你连上牵上。这下不得了，波及面太大，人数太多，最后结果呢，是没有这回事（劳改党）。1970年的时候还挺紧张的，年底一过，到了1971年逐渐逐渐地就松下来了。1972年的时候真相大白，郑重地宣布没这回事儿，给这些受了批斗的人平反。那420厂就炸锅了，不得了了。以前挨了打的，他受很大冤屈，心里边很恼火啊，饶不了你，得打回来，就去报复那些打过人的，全厂那是乱糟糟。军代表觉得理亏，还有当时的骨干积极分子，也觉得那玩意儿没对，审也审了，打也打了，结果整错了。也是72年下半年就开始平反，赔偿损失，工厂给一些钱，安抚嘛，这个过程就比较长了，最后又导致停产。这种停产呢，和武斗的停产还不完全一样，武斗停产是整个车间没人干活，很少有人去，但这一次是半停产的状态，工人偶尔也下去干一段活，总之你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算了。你要说厂里有任务什么的，那没人理你，车间的领导小组没有威信了，说话没人听，厂党委基本上又瘫痪了，工人嘛是想去就去，不想去就算了。咱们就又耍吧，又煮面条吧。
贾樟柯：又开始耍了吗？
陈克勤：那会儿就用煤油炉子了，我同事自己做煤油炉子，到厂里拿点废煤油、废汽油，有时候车间里面一揣就出来了。1972年停产之后，不光是打扑克了，麻将也来了，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开始了。
当时没有麻将卖，但是难不住我们，420厂职工有的是办法——自个儿做。拿塑料块用铣床一铣，一块块漂漂亮亮的，有人字写得挺漂亮，就负责往上面写字，写了之后就刻，420厂真是人才多啊，想要什么有什么。1972年到1974年停产的一年多时间，宿舍区到处是麻将、扑克牌，也有下围棋、玩哑铃的，当时独身宿舍成了俱乐部了。我不爱打麻将，我烦那玩意儿，四个人一坐一个通宵，我不干。那段时间，我嘛就是练练哑铃，有时候去游个泳啊，有的时候打打篮球啊，挺好玩。那一段时间基本上属于半停产状态，每天还是要到车间去一下，有时候干活，有时候不干，反正没人管，这样就乱套了。后来，中央看到这样不行了，这么大一个厂不生产，就召开四川地区大工业区的工作会议，把问题反映到北京。最后北京来人了，召开全厂职工大会，该怎么安抚的安抚，该干活的干活，于是就开始慢慢恢复生产。这个恢复过程也是慢慢的，最后就过渡到什么时候呢，邓小平那个时候就是国务院副总理了，就开始整顿了。
陈克勤：那么多组织，总得参加一个（7）

贾樟柯：那是1975年左右？
陈克勤：对，但我们厂是1974年就开始了，怎么弄都弄不好。后来有人办了一个什么油印的小报，这个人叫余摄清（音），运动员出身，文化大革命他是造反派头头。他不满意当时一些情况，就搞个右翼小报说是谁谁谁开后门了啊等等，揭露一些工厂里面的事情，传播一点小道消息。中央领导谁谁谁，江青同志讲什么话，又怎么怎么，不外乎就是这样。一写呢，可能当时造成了一些思想混乱，然后就被抓了，说他是反革命。这里其实是一个切入口，那个时候不是劳改党的事闹得没完没了嘛，厂里没办法，最后就从抓余摄清（音）开始，进行比较大的整顿。抓了之后，那当然，比较强烈的手段就开始了。
贾樟柯：他们怎么抓人，抓跟这个做小报的人有关系的人？
陈克勤：抓人是公安局抓，当时不是有派系嘛，说余是派系斗争。抓余摄清（音）的目的就是作为一个突破口，420厂借此对上级表明了一个态度：厂里不能再这么乱糟糟下去了。这以后就召开群众大会，宣读军管会、厂党委的决定，生产重新又开始了。因为那边一抓人，这边就闹不起来了。当时手段也比较严厉，各种考核都来了，不来干活不行，于是420厂又恢复了正常的生产。那个余摄清（音）关了几年以后就出来了，也没给他什么明文的平反，以后都没见过他，估计是死了。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谈的不是往事，谈的是新的话题了，所以这个人基本上就被遗忘了，但是这段历史要提起来，我是记得有这么回事儿。
1974 年到1975年，生产很快就恢复正常了，那就又开始忙了。75年扎扎实实忙，那不是一般的忙，邓小平上台搞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一整顿起来，那是大会战啊。厂里边喇叭一放，还叫小学生到厂外边，上班的时候欢迎叔叔阿姨搞社会主义建设；下班了，他们拿汽水递到你手上：叔叔你喝吧。这种气氛一造，弄花环啊跳舞啊，还搞得挺热烈的。1975年就这种情况。1976年嘛，四人帮粉碎了，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就结束了。
贾樟柯：1976年不停的有领导人去世，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这对420厂有影响吗？
陈克勤：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了嘛，420厂还是举行了追悼仪式的，我记得是在水碾河子弟校那个广场，工厂组织全厂职工开会，悼念周总理。然后，生产也正常，朱德去世的时候，工厂也没什么表示，但是呢，这当中夹了个地震。1976年唐山地震那一次，全国都地震，四川也震了。当时地震预报出来，就又跑人了。我没走，我回去没耍的，就在厂房呆着。那时候我还是团干部呢，在团支委我是两届的组织委员、宣传委员，还有老万啊、老何啊——他们两个后来是处级干部——我们三个团支委，不能说走就走嘛。那天我睡着午觉，地就开始动了，外边吼起来：地震了！地震了！那一阵生产也不怎么干，宿舍区搭了地震篷，人都是睡外边的，不睡家里边，怕房子塌下来。那会儿厂里边要求全厂的武装民兵巡逻，保卫职工家属、工厂的安全。我们晚上就到双桥子、水碾河一带转一圈，几个小时，然后吃一个夜班饭。下雨也得巡逻，给你雨衣就是了。唐山地震完了过后，1976年9月9号毛主席就去世了，那就沉痛悼念。
陈克勤：那么多组织，总得参加一个（8）

贾樟柯：当时，你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干什么？
陈克勤：我正在干活嘛，下午三点，紧急通知，“停了停了，大家外边听广播”，我就把机器停下来，坐到车间外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广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讣告，我记得非常清楚，反复地播，我现在都还记得当时那个语调，都在我脑子里边了。
贾樟柯：大概怎么说的？
陈克勤：就是非常沉重的那种语气，比较慢。“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宣告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因病治疗无效于9月9日0时10分逝世了，毛泽东同志是我们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就开始了，语调缓慢，很沉重。当时有一周的时间搞悼念活动，就是全厂职工、家属都得戴黑纱，但是这个悼念活动并没有影响到生产。我们厂里在16号大楼二楼会议室设了一个毛主席的灵堂，放上鲜花、松柏，挂满了挽联。我们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排着队，一万好几千人，轮流到16号大楼悼念毛主席。厂领导从党委书记、副书记开始，都肃立，然后我们就缓缓地上16号大楼，面对毛主席像三鞠躬，就走。就这样持续了有一个礼拜，最后，中央在北京天安门举行追悼会的时候，我们厂就组织了职工到人民南路听广播直播，我在广场上就站在面对毛主席雕像的左前方。是上午开的会，王洪文主持，王洪文普通话还是比较标准的，但是他带有一点上海味。他是用这种语调开始的：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现在开始。请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致悼词……就是这样，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然后华国锋就开始讲话了，华国锋的话就带有山西口音：“同志们，今天，首都各界……”他就是山西话，以后电台反复地播，所以说那个场景真是太深刻了。毛主席的追悼会结束以后，，该干活还干活。到了10月份，就是“粉碎四人帮”了，十月惊雷响，“粉碎四人帮”嘛，我也跟着上街游行。
贾樟柯：也是开了一个会通知大家说“粉碎四人帮”了，还是发文件什么的？这件事件是怎么传到成都的？
陈克勤：这个事是全国统一在一个时间之内宣布的，不是像林彪事件的传达。林彪坠机那个事，当时的气氛不一样。林彪那时很有威信，吃饭的时候，没准谁碰上你，就让你把《毛主席语录》拿出来——《毛主席语录》随身带，随时得拿出来——“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过后，得“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车间也这样，天天读。所以林彪事件的爆发，当时不但是420厂，全国的震动都是相当大的，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林彪事件采取一种层层传达的方式，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在没有正式传达之前，谁泄露了这个秘密，那是要受纪律处分的，我们当时是普通工人，车间开会传达以后才知道，感到非常非常的震惊。“粉碎四人帮”这个事不是这样，它一下就公布了，所以说十月惊雷响呢。
贾樟柯：“粉碎四人帮”的时候你们吃惊吗？
陈克勤：还是吃惊，但这一次的程度和林彪事件差别就比较大了，我们之前也不知道“四人帮”，只是知道有点讨厌这几个人，不敢说，就心里边这样想。
贾樟柯：工友之间也不敢聊这些事？
陈克勤：那么多组织，总得参加一个（9）

陈克勤：不敢，绝对不敢，我不敢把我的想法告诉别人，别人也一样。“粉碎四人帮”，那个时候真是举国欢腾：咱们胜利了！咱们都得进城游行，敲锣打鼓呼口号，欢呼“粉碎四人帮”，还抬着一个牌子。
贾樟柯：那个时候好像有很多写“粉碎四人帮”的诗！
陈克勤：太多了，我也记不清，主要就是郭沫若写的诗嘛。“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狗头军师张”什么的，，我觉得还是能够反映老百姓心声的。老百姓还是渴望有一种安定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 粉碎四人帮”以后一切就逐步逐步开始走上正轨了，那时候大家都对文化革命厌倦了，阶级斗争也厌倦了。伙食那么差，住房也得不到改善。那时我还没有结婚呢，还在吃食堂，食堂也差劲，没什么油水。确实我们内心里边还是希望有一种正常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状态，是这样的。
贾樟柯：那“天安门事件”是什么时候？
陈克勤：“天安门事件”是1976年4月5日，那会儿我在工厂，周恩来总理不是1月8日去世的吗？我们都感到周总理太劳累了，内心想要表达对总理的悼念之情，但是受到了“四人帮”的压制。周总理去世的时候，全国人民痛悼总理，当时正式报纸也登各国元首的悼词，但是不足以表达人民群众的感情。当时就有很多诗，我也抄了一些。
到了清明节，全国悼念总理，成都是以春熙路为主，还有盐市口一带，店铺两边，全都是悼念总理的挽联，那个时候不仅仅是悼念周总理了，就有讨伐“四人帮”的味道了。中央里边好像就有这个味道了。我还在文化宫的墙上看到有人贴了总理遗言，我觉得写得很好，但是打个问号，是不是总理遗言？很快上面就追查出来，那是伪造的遗言，报上也登了邓颖超的说明，讲明没有总理遗言这回事。于是就追查总理遗言的炮制者，没多久天安门事件爆发，北京出事了，成都气氛也紧张了，当然成都的情况和北京的还远不能比较，生产还是正常。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好象我们420厂没有人卷入这里边吧，毕竟是在北京发生的，在成都没有发生类似的流血啊之类太激烈的事，420厂这段时间还是比较平静的。
贾樟柯：你还记得总理遗言是怎么写的吗？
陈克勤：我记得大致内容，抬头是“主席、中央”，就像写给毛主席、党中央的。后面说第二次手术以后，“我”感觉病情加重了，那个意思就是说将会一病不起了。然后呢，在“我”弥留之际，有句话要向中央表达。他想起了谁呢？——恽代英同志。恽代英在牺牲前说了些什么话啊，他也是老革命啊，怎么怎么的，当我们后来的人走过他墓前的时候，什么鲜花啊，那个意思就是说后来的人在革命成功以后，会去看望前面牺牲的同志。“我”最后向中央提出建议，就是说小平同志能力强啊什么什么的。遗言的大致内容是这样。但实际上事实证明，这个事情是一个上海工人干的，他自己模仿总理的笔调写了这个遗言。当时没多久就把他抓住，“粉碎四人帮”以后又给他平反了，这人文笔挺好的，是个上海什么厂的工人。
贾樟柯：你看了那个遗言之后，赞同他说的那些吗？
陈克勤：将信将疑吧，因为大字报的东西，我想未可全信。但你说一点没根据嘛，它也沾一点边儿，很贴近当时中国的现状，也贴近周总理一些可能的想法。
陈克勤：那么多组织，总得参加一个（10）

贾樟柯：“粉碎四人帮”之后生产就逐步上轨道了？
陈克勤：上轨道了。1977年1978年就忙啊，因为空军要发动机要得多。我那个车间，它是生产发动机里边压气机转子的，也叫压缩机转子，每分钟是一万多转，高速的。1971年的时候一个月生产200台，没日没夜地干，难免有些活儿干得比较粗糙一些。1977年1978年的时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好象是这玩意儿质量不合格，出了事故。发动机全都回来了，420厂过道一箱一箱堆着，要换转子。那段时间很忙，1979年811机需求量逐年减少，就稍微松一点劲儿了。1980年之后420厂就投入了新机试制工作，就是那个涡喷43。新机的生产任务必须抽调熟练的工人，那时候我和我一个同事已经进厂十好几年了，我们两个好像干活还可以，厂里就选我们两个干新机试制，从毛料到最后精加工出来，都是我们两个人干。当时有个值班工长带着我们干，专门成立了新机试制小组。那玩意儿挺贵的，那时候工资才多少钱？46块的工资，加上几块钱奖金补助，五十多，但那一个盘就一万多块钱，这玩意儿要是废了，你说它价值多大？
贾樟柯：精神压力也大？
陈克勤：压力大，那玩意儿废一件，那打哆嗦啊，真不是开玩笑。为什么它值钱，它钛合金，属于稀有的金属，冶炼和锻造都是不好弄的，确实值钱，你这一刀下去要是废了，损失大；第二个，我们投入这批毛料十多件，要确保比如说五台成品，你这台废了，下台再废了，五台保不了，那还得了，所以说这个压力是很大的。我们一块进厂的那个同事，当时干毛料我记得很清楚，他干我就一边歇着，我干他歇着，两个人，一个人干活一个人把关，非常重视这个事。有一回我一边去喝茶抽烟嘛，他一会儿进来说，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我干的活儿废了。我说敢废？他说真废了，他一刀下去就弄短了，没法挽救了。当时马上停下来，开质量分析会，他就没资格干这个活儿了，那就换人嘛。我就找我们一个同学，非常小心谨慎地干活，当真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这种情况持续到1982年，我就考上我们厂的职大了。那时渴求知识嘛，我只有点平面几何，简单的代数知识，感觉确实不能满足需要。当时我们车间的整个职工文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大学生不止十个八个，北航的、南航的、那都是五年制大学出来的，都有真才实学的。还有几十号老中专生，能说会道，能写会算的。当然我们和复员军人比嘛，还是要强一些，我初中学得比较扎实，平面几何啊什么的懂一些。当然光是这个不够，我就通过一段时间学习，去考了职大。这也算一个机会，但是很严格，当时有一百八十多个人考，其中不少技校生、高中生，我就纳闷啊，这些年轻人，我考不过他们啊。我想反正就花五毛钱，报个名，试试看，结果我就考上了，脱产三年学习，带薪的，就是没奖金。那个时候还有一种政治方面的党校啊或者是政治班啊，那是有奖金的，但我们没资格啊，他要党员，我又不是党员，只能报这个职大的经济管理。这三年学习很紧张，我还是很认真的。
贾樟柯：那你从职大出来已经1985年了，还回原来那个车间吗？
陈克勤：不去了，我从事会计工作了，到了财务处做会计，做票啊，报销啊。我是搞报表的，全厂的财务数据来了，都集中在财务处汇总，汇总以后我们出报表。
陈克勤：那么多组织，总得参加一个（11）

贾樟柯：那你80年代到了财务部门以后感觉厂里的经营状况如何？
陈克勤：到了财务处以后，我就能够知道工厂的整体状况了。当时军工生产逐年下降，咱们的厂长裴红兵说军品不干了，那个玩意儿不挣钱，要求也挺严格的，不好干。他说军品没提价，就是提价幅度也很小；民品见效，洗衣机、电冰箱，这两样当时不得了啊，那个时候返款也来得挺快的。于是民品生产就开始了，军民结合，420厂开始生产洗衣机、电冰箱，当时生产的洗衣机和电冰箱都叫做双燕牌，80年代中后期，双燕在全国应该有一点名气，但是到后来，那玩意儿你能干，我也能干，洗衣机进入门槛低，大家都能生产。航空发动机门槛高多了，那是高技术产品，没见过不知道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是不是？其实确实该抓住军品不放，但是老裴认为民品能挣钱，军品就没怎么争取。 420厂那是一个转折点，辉煌的时候，我打汇总的数字啪啦啪啦响，这么一长串，九位数、十位数都来了，那个数字不是一口气打得通的。后来民品销售受市场影响，竞争激烈，再加上电冰箱出了点问题，上千台退回来，销售停滞，江河日下啊，420厂的经营状况就差了。我们感觉得到嘛，奖金没多少了。
贾樟柯：最困难是什么时候？
陈克勤：进入90年代以后，又爬了一阵坡起来，换厂长了。新任厂长就抓军品，为什么抓军品？420厂你不靠军品，你靠民品，没饭吃。说生产还是得感谢这个新厂长段昌平，他是航空工业部燃气中心的主任，420厂出去的，又被航空工业部派回来担任厂长职务，挺不错的。我觉得420厂应该感谢他，要不然到后来差点没饭吃。他说上军品，恢复军品生产线，要求空军买咱们的发动机，还真见效，几百台发动机一定，然后他又把发动机的价格提上去，他跟空军商量，反正通过多种渠道嘛，给提上去了。好了，生产几百台发动机，这儿就有饭吃了，我们的基本工资保住了，还多少得点奖金呢。
民品呢，继续维持吧，当然后来洗衣机就整个淘汰了。我们的洗衣机淘汰也很正常，它是不锈钢桶，成本降不下来，人家是塑料桶，你再转型塑料桶，工艺上又要改变，又要做投入，所以后来洗衣机生产线就拆了，只生产电冰箱。到最后，电冰箱也卖不出去了，质量不行，销售逐年下降，管理也很混乱，几千万款收不回来。
大概是1998年，和科隆合资了，咱们以一百多亩土地入股，跟科隆生产容声电冰箱，420厂的双燕就结束了。现在容声冰箱还在生产，科隆还在那儿，420厂要搬，不过这一百多亩土地，科隆是不搬的。90年代后期，军品订货也少了，因为我们生产的发动机整个来说是落后了。我们车间工艺室的一个主任跟我讲，咱们这种飞机啊，1953年莫斯科斯大林阅兵的时候从红场飞过去，这是一种很老型号的飞机了。
几年以后，段昌明就走了，他大概干了五年嘛，以后就是林总了，林总现在是中航一集团的总经理，党总书记，是正部级干部，他从1995年接任这个厂长职务一直干到1998年，1998年的9月底，他就调离420，到沈阳黎明发动机厂去了，现在是一集团的老总。
贾樟柯：你后来是从厂里退休的还是买断工龄？
陈克勤：买断工龄啊，去年3月份就买断工龄了，就是解除劳动合同，但之前就叫我们填表了。不同的人感受不一样，对我来讲呢，觉得可以（接受），因为我工龄长啊，将近41年，就给我算了六万一千多块钱。我算了算，去年2006年，我还差三年半就退休了。
陈克勤：那么多组织，总得参加一个（12）

贾樟柯：按一年多少钱算？
陈克勤：一年好像是1319块，我接近41年，然后再给我加了六千块钱，六万一千二百多，给了我一个存单，我拿着走了，都买断了。从此我就和420厂脱离关系了，正规叫做解除劳动合同协议。
解除协议是420厂要和我解除，不是我要解除。420厂在国家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和职工签订了长期劳动合同，那么就根据你的工龄进行补偿，实际上这个对 420厂也是个好事，减轻了企业负担。对于职工，你说好还是不好？整体来说，大多数还是好。我客观来说，这个解除劳动合同，买断工龄嘛，还是一个好事情。前年工人对这个不理解啊，厂门口围着几千人，热闹得很哦。那个时候虽然还没有买断，我前年春节过后就没有去上班了，调整过后，55岁以上原则上就不聘了，我也理解，这个不是针对我一个人的。当时我能拿300来块钱，我说走嘛，还能过得去，没有什么问题，就走了。后来就说买断工龄了，一年多少多少钱，有些工人就不满意了，就找厂里边，把立交桥给堵了。立交桥一堵，情势紧张了，就算群体事件了，那是前年7月份的事。我那时不上班了，以前一块的一些同学和同事就说“老陈啊，你不来看啊，420厂可热闹了”。我说算了吧，天气挺热的，大老远的我骑车也得骑20分钟了，文化大革命过来，热闹也见多了，有什么意思？这是想法之一，想法之二，如果我去凑凑热闹，厂里边有几个头我还认识，有一两个有点熟，这弄得也挺不好的。我也五十好几了，老职工，工作那么长时间了，有什么过不去的嘛，这个场面我就没有见到。
到后来，工厂根据政策安排，说多少就多少，我说那就来吧，签字嘛。我的年龄不小了，看问题的方法，思维方式、处理态度不一样了，不能像二十多岁三十岁的时候一样，我想咱们就算了，有什么困难我自己克服。最后就是买断工龄，签字，给一定的补偿嘛，一算还可以，每个月还千把块钱嘛。我一个月就是一点饭钱，也没有多的花销，想法也简单，我这个年龄的人不讲究奢华，一切从实际出发。
贾樟柯：你现在主要在家炒股？
陈克勤：对。
贾樟柯：怎么样，效益还可以吧？
陈克勤：可以，我有经验嘛，一个有经验，再一个有心态，跌下来咱们就走了，所以说我就不怕。
贾樟柯：你经历了很多420厂的大事，你觉得都讲出来了吗？
陈克勤：还有一个就是技安事故，死人了，这个是我亲眼目睹的。1966年8月8日十六条——《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那天晚上我看了场电影。第二天一上班，照例我就把机床啊都弄一下，正在整理刀架的时候，哎呀，一声巨响，那了不得，不得了！我不由自主脑袋就往下埋了，我蹲在地下脑袋都往下埋，太响了，从没有经历过。紧接着，砰！又一声。两声，真是把我着着实实吓了一跳。“出事儿了！”有人大声喊，我就往那边去了，往那边一望，就在我那个厂房，离我十多米远的地方，浓烟滚滚。怎么爆炸的？中机架是这样的，它是个环形，一个圆，切成两半，好加工嘛，因为它是镁合金，在加工的过程中就可以燃烧。打磨抛光的时候，专门有一个抽风筒往外边抽粉末，一抽，粉末在管壁里面沾上了，时间久了抽风效果就不好了，得排除啊。8月9日那天，一个技安员和一个电工，也没经验，就跑到屋顶上面去，他在那里通，拿一个钢棒，砰！砰！砰！他以为这样子能通掉沾在管壁上面的粉末。一通，不得了，那个粉末一撞击，两边爆，一瞬间燃烧爆炸，那个状态之惨烈。我当时只有十多岁，十七岁还不到。
消防车和救护车都来了，在外边等着，就救人嘛，架起一个梯子上平房，房顶是上去了，你怎么把人抬下来？再来一个梯子，两个梯子平行排列，人在上面躺着的，还是没法抬下来。当时消防队没担架，怎么办？只有找两根竹棍绑着，绑着没布啊，不像现在都有配套的帆布担架，工人就把衬衣啊工作服啊扔上去，用竹竿绑着衣服，终于把两个人抬下来了，太费劲了，太吓人了，足足折腾了有半个小时。下来以后，救护车一鸣笛，就送川医了，就是现在的华西医大。后来据我们的同学讲，那烧死的人啊，简直不敢动，一摸就跟烤红薯一样。最后这两个人死了，还有几个工人受伤了。
我们那个厂房是比较高的哦，可能有十多米二十米高，当时爆炸的冲击力有多大，把五个毫米的玻璃窗都震碎了，砸在工作台上，外边的自行车棚都掀翻了。
这算是一个重大的技安事故，我是现场目击者。



大丽：汽笛一响，就跟吹了军号一样

郝大丽（吕丽萍饰），原成发集团成装车间工人，曾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第一次见到大丽是在420厂的宿舍区，那天她从单元门出来，右手高高地举着一个输液瓶，左手背插着针头。
输液好像对大丽的行动毫无影响，她穿过宿舍区，穿过整洁的厂区大院，大院内摆放着几架米格15战斗机，她没有留意它们。
采访是在她的家里进行的。
大丽家的家具还停留在八十年代，两只木扶手沙发中间是一个跳水台茶几。茶几上面摆放着印有牡丹花图案的红色暖瓶。
窗台上黑色陶土花盆里的绣球花正在开放。
大丽坐在窗前。
大丽：420厂对外有很多名字，一开始叫新都机械厂，后来又叫成发集团，因为是保密单位嘛，所以对外有很多名字，但内部编号是420，就像部队的番号一样，始终没变过。
我们厂是保密单位，以前工资里每人每月还有5块钱的保密费。因为是航空企业，国家保我们，福利特别好。我记得60年三年自然灾害外面都吃不上饭，我们每人每个月还有三斤肉票呢！这家伙，发动机，上天的东西，马虎不得，所以得有特供。那时候在外面买带鱼是很困难的，一到过年，组织人从舟山拉带鱼，拿专列往回运。运回来一家三斤五斤，你想厂里有多少人啊！年三十走到宿舍去，都是红烧带鱼味。
以前每个月发工资那天，银行有人在我们四个厂门口设点，摆一个桌子在门口，等我们来存钱。1975年，我68块钱的工资，每月除了家用，再往老家沈阳汇点钱，一个月还能存30块钱。那时候一袋面粉7块钱，你想想我这收入。
贾樟柯：您是哪一年进厂的？
大丽：我们厂从1958年开始从沈阳搬迁，分了好几批好几年，我们是最后一批。那年我的小孩刚3岁，有一天，那天还飘了点雪，我家那口子从厂里回来，说要去成都，我没搞懂，问他要在成都呆多久，他说全家都要搬，我们要从沈阳人变成成都人了。
我不想去，没别的，就是觉得太远，我们沈阳一大家子呢。我们那口子说，我们是国家的人，要听国家的话。我说我又不是你们厂的，我一个家庭妇女又不是国家的人。我们那口子就说，那你不是我的人吗？我一下心就软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吧！但我嘴上还是不答应，后来领导就到家里边去做工作，就问，有什么困难没有？我就说，我没有工作。完了领导又说了，那是新建厂，会大量地用人，还要招一些农民来，工作根本就不愁。完了工会第二天就给我送来三丈布，各色各样的花布，全家一人做了一件新衣服。我就同意了，就来了成都。
我18岁已经是妈妈了，那年才21，说起来也还是个孩子，没出过远门。真要走了，还挺兴奋，没进过关内，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的。没坐过船，晚上躺在炕上就想海是什么样的，船是什么样的。到大连一看那船，有三层楼高，一家一户，可美了，可高了。
那时候宝成铁路塌方，旱路不能走，我们全都坐船走。从沈阳坐火车到大连，从大连坐船走海路到上海，从上海换船走长江到重庆，从重庆换车，坐了将近15天的船，才到成都。
420 厂那时就是一片荒郊，荒郊野外的，周围全是农民的菜地，我们来了只有八栋干打垒的房子，叫老八栋。咱们就住在一间14平方米的小屋里边。我们到成都的时候，房子刚盖好，墙上刷的白浆，手这么一摸，还是湿的呢，咱们就住进去了。现在的双桥路，那时还是一条黄泥巴路，一到下雨天，全是黄稀泥啊。一走一步，都把鞋沾满了黄泥，就在那样一片荒郊野岭上面建立起了一个420厂。两代人的努力成就了420的辉煌。
贾樟柯：您的孩子也在420厂工作吗？
大丽：老二在社区当保安。
贾樟柯：那老大呢？
大丽（沉默一会儿）：我们那时候过三峡，有的地方还要拉纤。过神女峰的时候，大家都站在甲板上，家家户户，但雾太大了，都没看到神女。还是坐不惯船，我一直在吐。他爸就让我躺在床上睡觉，那哪能睡着啊。小孩们各个房间乱串，闹腾，船又晃，翻江倒海的，不停地吐。好不容易到了奉节，船靠了岸，组织上给大家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可以上岸透透气。那时候船上除了人，还有设备，不敢多留。上了岸，大家四处走，周围全是厂里的人，跟在家属院似的，就麻痹了，就乱了。船上第一次拉汽笛的时候，离开船还有半个小时，我和他爸买了点特产，买了点脐橙，突然想起我家孩子在哪呢？扯着嗓子喊了几声，眼睛里看不到孩子，他爸就说，小孩子在一起玩，可能早回船上了。
我开始有点心慌，我们俩赶紧回船上，这时候很多家都陆续回来了，我们家孩子一直找不见，他爸也慌了，就赶紧叫上他的那些同事和师兄弟们，上上下下地找。领导也知道了，船上的喇叭就开始喊，说工具车间丢了个小朋友，要大家帮忙找。我疯了一样，心里恨自己。我们俩又下了船，到处找，找不到。
大丽（沉默一会儿）：汽笛又响了，这回是要开船了，一群女同志拉我上船，我们这个厂搬到成都，是军事化行动，汽笛一响，那就跟吹了军号一样，必须走。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被大家拉上了船。船开了，我趴在栏杆上，离岸越来越远，看到岸上的房子越来越小，就觉得离我孩子越来越远了，心一下空了。
贾樟柯（沉默一会儿）：那后来呢？
大丽（沉默一会儿）：后来，来了成都，过了几年，就生了老二。

宋卫东：这个办公室马上要拆了，将来就是五星级酒店

宋卫东（陈建斌饰），1966年生于成都，成发集团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
厂里有些车间没有搬走，还在生产。
宋卫东一个人站在会议室外的露台，趴在扶栏上，向厂区眺望。他的背后是办公区苏式的建筑。
采访是在会议室进行的，桌前一把空椅子，宋主任端个茶杯坐过来，望着我们，开口说话。
宋卫东：我们这个办公楼是苏式建筑，我没出生这个房子就有了。厂外头的二环路没开的时候，宿舍区和厂区连在一起，但我们进不了厂区，有解放军站岗，那家伙，一边一个，一个端着冲锋枪，一个端着半自动。枪是上刺刀的，我们远远望着这红楼，特别骄傲，我爸我妈都在里面上班，我们小孩子觉得特牛。在外面一说我是 420的，人们都肃然起敬。怎么说呢，我们厂的子弟都有点傲，你说周围，种田的，纺布的，印小学作业本的，怎么比得过做飞机发动机的呀！骄傲是打心眼里的。
我们大院就是一个世界，你看我，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在我们厂子弟学校上的，我的同学都是我们邻居；我们厂里有电影院、游泳池；夏天厂里自己做汽水，家家户户拿暖瓶打。420跟成都没什么关系，也觉得没必要跟地方上有什么关系，跟外面的孩子唯一发生联系，就是打架。
1975、1976年的时候，父母天天加班，根本没时间管我们。你看，一年到头，元旦一过，就开始开门红，抓革命，促生产，到了五月份要大战红五月，七八月夏天了，又是战高温，夺高产，等天气快凉快了，开始向国庆献礼，之后还向元旦献礼……这一年就这么反反复复的。他们哪有时间管我们？也没什么作业，老师也管不了，我们就在外面野。东郊一带解放前就是角逆斗殴的地方，老话说：“要打架，渣滓坝”，就是指的这一带。我们厂的子弟，老跟厂外那帮本地的小孩打架。那帮孩子也看不惯我们，双桥子附近的学校我们都打遍了。他们哪打得过我们啊，我们厂的子弟站那儿都比他们高半个头。后来他们改打伏击了，躲在那儿，等我们路过那儿，一帮孩子冲出来就打我们。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我们哪能受得了这个气啊？就老反攻，反正是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
1976年我上小学三年级，才开始学骑自行车，有一天突然会骑了，特别兴奋，一个人一不留神就骑出了420势力范围之外。等我意识过来，心里就紧张，怕被那帮孩子打，正要转头往回骑，结果还是被他们给抓获了。他们把我押到他们村里最坏的小孩周操跟前，其中一个小孩学着电影里的台词对我说：我代表人民宣判你的死刑。我想这下完了，肯定一顿暴打，没想到，周操说话了，他说：算了，看在今天周总理去世的面上，饶了你吧。然后就带着那帮孩子扬长而去，我站在路上都傻了。
我回了家，看我爸妈在用白纸做花，我才知道，周总理真的去世了。
1976 年文革结束，我们厂还很旺，那时候自卫反击战，打越南，军品需求很大。我记得1978年，一下从上海分配来一百多个航校的学生，整个年级都过来了。那时侯我们这帮孩子都爱去看上海姑娘，她们很拽的，走路都是外八字。其中有个标准件，外号叫“小花”，标准件就是厂花的意思。她在厂女子篮球队时，一比赛我们都去看，而且都抢篮球架下的那个位置。她穿什么都好看，你说人人都穿同样的蓝色工作服吧，她把它刷得发白，就像现在的磨砂牛仔服式的，好看。别的女孩都跟着学，供销社的肥皂都快脱销了。等大家都穿发白的工作服的时候吧，她又把那没刷白的蓝色的又穿回来了。哎，没办法！用现在的话来说，人家怎么就那么时髦。
我高二的时候，那时候高中是两年制，就在毕业那年，我谈了个朋友。那年我16岁，典型的早恋，她也是东北人，毕业的时候，她考到了西南医大。本来我想与她一起考大学，但我们全家反对，认为哪儿都没有我们厂子福利好，我应该顶替我爸，进厂学技术，技术吃香嘛。我也舍不得离开那帮从小到大的狐朋狗友，就进了厂。结果我们厂过了几年就不行了。和平时期，发动机没人要了，没有那么多军品业务，有一阵厂子效益特别差，她父母就不让她跟我好。那天我跟一帮朋友在溜旱冰，她来找我，拿了根冰棍，旱冰场周围不是有网子嘛，她隔着网子把冰棍递给我。我刚吃两口，她就跟我说，说我们还年轻，感情不成熟，她没把话说完，我替她说，我们算了吧。她反过来说，是你提出来的。我说是我提出来的，她就扭身走了。我一直记着那天，她手腕上系着一块红色的手绢。那时候电视里正在放山口百惠的《血疑》，她还留着幸子头，连头都没回就走了。
这几天湖南卫视重播《血疑》，我老婆是咱们厂管档案的，特别爱看，天天看。
你是哪一年的？
贾樟柯：1970年的。
宋卫东：我1966年的。

后记

话到此，不多言
书稿完成之后，虽然经过反复校对和求证，仍难免会有错误，特别是一些工业专业用语和涉及科技知识的部分。这是本人知识结构的局限，对不起了。
我要感谢所有和我交谈过的工人师傅，他们为我们这些陌生人讲述自己的生活。在讲述中曾经流泪，激动不已，打搅了他们的平静，我很不安。当然，师傅们有权沉默，他们的讲述，是慷慨的赐与，让我至少懂得，这个世界上危机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处在困难之中的人不止我一个。
我要感谢赵静，她对这本书的激情和帮忙，让我获得完成此书的信心。《成都商报》的王潇和潘媛，为我建立起了跟工人的联系。潘媛还是我的老师，像师傅一样教我如何去采访。还有周燕，她耐心地聆听录音，整理采访。感谢他们！感谢山东画报出版社，感谢《二十四城记》摄制组的所有人。
还要感谢成发集团，我告诉接待我的领导，我要去采访那些曾经经历过巨大困难的工友，他并没有表现出如我预料的焦虑或不满，大笔一挥，允许我走进工厂拍摄。两个话语系统如此不同的人，能够达成一致是基于我们对历史经验相同的敬畏。我一直相信，在体制之中有无数个良知与智慧尚存的个人，我同样要向他们致以敬意。
相比国人的记忆，这本书能讲出来的，连开头都算不上。
话到此，不多言。([EXC])

小花：演得认真，越认真越显寂寞

顾敏华（外号小花，陈冲饰），女， 1958年出生于上海，1978年从上海航校分配到成都，420厂精密车间质检员。
职工之家，上午十点左右。
420厂的一群上海女人围坐在一起，她们每个人的旁边几乎都有一个菜蓝子。离回家做中午饭还有一段时间，大家就围聚在这里，认真地清唱着越剧《红楼梦》。
小花扮演林黛玉，大家一起清唱 《红楼梦?葬花》 ：绕绿堤，拂柳丝，穿过花径，听何处，哀怨笛，风送声声……
没有灯光，没有陈设，没有观众，但有温暖的阳光。
小花演得认真，越认真越显寂寞。
她的采访是在宿舍区的发廊进行的。

小花：我是1978年，从上海航校分配到420厂的，临毕业的时候，听说有人要分到成都，好多同学都不愿意走，找关系活动，想留上海，只有我没有。那个时候，上海去外地插队的知青都开始返城了，我哥哥从江西，我大姐从黑龙江，二姐从安徽都回来了，总算一家人又聚到一起，满屋子都是人，他们三个，加上一个念中学的弟弟，一家七口，我们在杨树浦的老房子只有20来米，怎么住啊！只好把一间房隔成前后两间，再搭一个阁楼，就像我们上海人讲的，叫“螺丝壳里做道场 ” ，我跟两个姐姐住在小阁楼上，我想我还是走吧。
整个420厂男多女少，刚来的时候，中午我们在二食堂吃饭，其他本来应该去第一第三食堂吃饭的工人都跑来这边看上海姑娘，那场面啊，维持了好久。
后来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标准件”, 这标准件是什么呢，我们厂每个零件都有一个标准的样子，是从苏联进的，是生产的标准，他们就把我叫标准件，一开始我也搞不懂，后来才明白大概标准件就是厂花的意思。
1978 年刚改革开放，大家穿衣服还都是一片蓝一片黑，可能我从上海来，跟他们不一样吧，那帽子戴得往前一点，还是往后一点，衣领翻出来多一点，还是少一点，那都是不一样的。厂里的其他同事穿裙子，都把衬衫放在外面，我就把衬衫扎在里面，这样能显出腰身嘛，那时我们上海人好多都这样穿，也觉得没什么。这儿的人就觉得你洋气。你看现在的这些小姑娘们，后背也露着，肩膀也露着，裤子的腰那么低，后腰全露着。我们那时候哪能露啊？只有打篮球的时候，大家都要穿背心短裤嘛。一到女篮比赛，好多人就来看，大家都心照不宣，都知道是来看什么的。
后来他们又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小花”。那时候不是有个电影叫《小花》嘛？陈冲和唐国强，刘晓庆演的。
厂俱乐部连着放了一个星期，全厂人都看了，他们都说片子里的女主角小花长得很像我，不，我长得很像她，就是陈冲，大家一开始背后叫我小花，后来就叫开了，反而连我的真名都不知道了。
贾樟柯：您本名叫什么？
小花：顾敏华，敏感的敏，中华的华，你看他们现在还叫我小花。这电影放完不久，大概是到了1979年冬天，那时候生产很紧，在打自卫反击战，我们天天加班。有一天，车间公告栏里，贴了一张小伙子的照片，旁边一个字也没写，照片上小伙子很精神，我们休息的时候围着看，车间里的姐妹们就开始乱猜瞎说了，说他是过几天要调来的团委书记，也有说他是厂里选出来要去老山慰问解放军的厂代表。天天看，天天猜，就开始有人瞎说了，说：小花，这小伙子多精神啊，不比唐国强差，你们俩要是一对就好了。那时候厂里人喜欢给人配对，两个本来互相没感觉没意思的人，就有人会给他们配对，造谣说他们在谈恋爱，有的还真成了。我一开始听他们这么说很生气，哪有把一个大活人跟照片配对的，但时间长了，好像心里不一样了，有时候自己也跑过去看一下那照片，好像他真的是要调来的团委书记，好像第二天他就会出现在我的生活里，那时候我20岁，还没爱过。
小花（短暂的沉默）：没几天，厂部就给我们开集体大会，会上支书就问我们，看没看见厂房门口贴着的那张照片？你们知道他是谁吗？大家都不说话。书记突然说，这个小伙子是咱们国家花了八年时间，用了二十几万元培养的飞行员。可是，在他第一次飞行的时候，飞机出了故障，这个小伙子想保护飞机，没有及时跳伞，结果牺牲了，那年他才24岁。
小花沉默了一下。
小花：书记说，导致这个事故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些工人手中生产的零件出了问题，他的死亡就是跟你们在座的这些人里面的一个有关。我听到这些，突然觉得脑子里白光一闪，心里一下空了，好像这个人的死是我工作的失误造成的。
屋里寂静，彼此沉默。
贾樟柯：那后来呢？
小花：那时候很多人给我介绍男朋友。我也处了一个，是我们厂电大的老师，父母都是高干，在部里工作，条件挺好的。但这时候出了件事，我们隔壁34车间有个男的，好像是喜欢上我了，他自己以我的名义给他写情书，你明白吧？他自己给自己写情书，然后署上我的名字，顾敏华，还故意给同事看。结果，就有人说我在跟他谈恋爱，还是我追的他。我那男朋友就不干了，我解释他也不听，就算了，不过他也调回北京了。后来我也谈过两个对象，但我开始惦记着往上海调，在成都成家不就麻烦了嘛。所以，又想在上海找一个算了，把户口弄回去。那时候最简单的方法是对调，找一个想来成都的在上海工作的人对调，结果到了1984、1985 年，也不打仗了，军工企业不行了。没人愿意跟我对调。
厂里有一阵子挺难的，后来就转产搞民品，生产双燕牌冰箱和洗衣机。厂里需要推销人员，看我是上海人，就抽调我回上海搞推销，天天陪人喝酒，胃都喝坏了。赚了钱也不是自己的，就想停薪留职自己办公司。生意也瞎做了一阵子，做不好就又回成都了。在上海，我妈那小，没住的地方，天天住招待所。就想回成都吧，好歹有套房子。
再回成都，厂子又不行了。电器企业多了，我们那洗衣机是钢筒的，人家别的厂的洗衣机是塑料筒的，那我们的成本就比别人高多了，生产线已经固定是钢筒的了不能改，产一台赔一台，厂子就又倒了。
从上海回来，我那班车间里的姐妹们孩子都上小学了，我就想在成都随便找一个。可我已经三十大几了，介绍来的尽是二婚，想想一去就当后妈，就不乐意了，就错过了。最近还有一次，别人给我介绍的，条件听上去不错，现在当的老总。见了两次，第三次他跟我说起：年轻时候给砖瓦厂拉砖，来来回回从厂门口过，老看到我，就知道我是厂花，喜欢得不得了。但当时太穷，我们厂那时多不得了呵，他自已觉得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当时就想，总有一天发达了，要来找我。我一听，这感觉怎么这么别扭呵，好像现在风水转到他那儿去了。可我现在就算不是标准件了，那我不也是报废件吧。我自己还有我自己的标准尺寸呢。我就不干了。现在我一个人挺好。不过我那些结了婚的姐妹，好几个都离婚了。现在也一个人过，大家又一样了。唱唱戏，打打麻将，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