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1最著名的一幅照片的局部:一位抱着孩子的母亲脸上仿佛流着眼泪。
S-21的铁丝网,虽然历经多年已经生锈,但仍能让人感到恐惧的力量。
一楼陈列室的囚犯照片,里面的男子仿佛看着窗外自由的世界。
一楼的几个房间内陈列着当年使用的刑具,旁边的铁笼子里摆放着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的雕像。
尽管这段史实的披露距今已跨过三十年,仍有不少游客前来参观,陈列室内大量的囚犯照片成为见证,被反复地翻拍和传播,永久地留在人类的记忆中。
在S-21第一层的房间里,依然摆放着当年行刑所用的床。最后14位受害者在房间里的惨状,被拍成照片,挂在房间的墙壁上。
1979年,踏进S-21监狱的外来者发现,最后14名遇难者被残忍地肢解在牢房里。这14名遇难者的遗体,被安葬在S5-21的操场上。
照片上的人,没有一个能够活下来。这里原来是一所以西哈努克亲王命名的中学，1975年此地被重新命名为“第21号安全监狱”（SecurityPrison21，简称S-21）。这是柬埔寨现代历史乃至人类躯体上一块痛苦的伤疤。
这里展示的照片唤起了记忆。笔者也曾于2006年初参观了S-21，目睹过那些沉重的光影和定格在生命尽头的形象。一走进这个地方，最鲜明的视觉冲击就是建筑物周围绕起了通高压电的带刺铁丝网，原先的教室变成了一个个狭窄的拷问所，所有的窗户都用铁条覆盖并绕上电线以防止犯人逃脱。我们参观那天，庭院里有落花缤纷，真不知道当年那些囚犯是否也曾从窗户眺望过这种情景。在建筑物内，走道和室内地面上铺设的地砖都是文明残存的印记，以其理性的秩序和光滑的质感承接着鲜血和暴行，记录着人性的沉沦。
历史的书页上即便是最简单的记载也会使人震惊：1975年4月，红色高棉攻下金边，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并立即实行了这样一些措施：一、大规模地把城市人口强制性迁移往农村，大量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于饥饿、疾病和疲劳；二、政治清算和镇压。凡曾服务过朗诺政权、对新政权不满者、划为地富反坏和不愿自动离开城市者，一律镇压。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对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士大开杀戒。处决模式一般为用卡车将大量此类人员运至某个地点，然后或是用木棍殴打至死或是直接枪决；三、彻底的社会改造，整个国家取消了商店、庙宇、学校或公共设施，连家庭结构也被摧毁。短短几年中，这个人口数量在700万到800万之间的小国，保守估计有超过100万人惨遭杀戮。
S-21，这所监狱的犯人来自柬埔寨全国，其中包括受到怀疑的红色高棉政权的党员或士兵，这些人的罪名通常是叛国或通敌；大部分牺牲者是柬埔寨人（其中有大量华裔），也有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在此地被杀害。从1975年至1979年，估计有14000至20000人被囚禁在这里，然后被杀害。犯人的全家（包括妇女，儿童和婴儿）经常是被一起审问然后被带往ChoeungEk杀害。
1979年，S-21的存在与恐怖被揭露出来；1980年，它被作为“赤柬大屠杀博物馆”向世人开放。此后，有关这个政权血腥历史的材料逐步公诸于世，主要见之于柬埔寨难民的陈述、记者的采访、学者的调查以及越南政府和由它扶植起来的柬埔寨新政府整理公布的材料。这种在原址迅速建立起博物馆的做法是少见的，但它并非是自我忏悔、以良知唤起宽恕与和解的结果，而只是出于另一种政治上的合法性的需要。但无论如何，S-21作为一个现场证据，可以说是一扇浓缩了这段劫难史的窗户，让人眺望那片血腥的黑夜。看着展室内死难者被处决前强行拍摄的照片，血迹斑驳的铁床、刑具，狭窄的牢房和长满铁锈的铁丝网，使人不能不思考人类政治史上专制、残暴、杀戮等反人类罪恶。
在这些照片中，有一张女囚犯的照片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据说她是当地学校的校长，与她的婴儿被同时处死。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是，她被实施了“活体取脑”———从头顶和脑后钻孔，在未死前取出脑浆做药用。但我不这样认为。她头后的金属架不像是钻孔工具，应是拍照时支撑头部以固定拍摄距离的。在捷克政治家哈维尔的入狱照中，也同样可以看到这种支架。
关于这些摄影照片的意义也是很值得研究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记者拍摄的现场和在现场展出的照片，而那些被拍摄的照片原本是作为监禁与处决的档案存在的。有一张照片显出了今天的拍摄者在玻璃反光中呈现的拍摄行为，这是很形象的拍摄与被拍摄的自我定格，反映的正是记忆与被记忆的内在逻辑关系。从历史记录的角度看，任何拍摄同时也是被拍摄。这样的话，摄影作为一种工具的双面刃就出现了。著名理论家桑塔格在《论摄影》一书中提到过一段历史，“从一八七一年六月巴黎警察用照片来大肆搜捕巴黎公社社员开始，照片就变成现代国家监视和控制日益流动人口的有用工具。”而在S-21中我们看到，摄影还承担着建立档案的任务。但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些照片最终成为以残暴颠覆文明的铁证。
现在是又一个春天了，S-21那个地方是否又有落花如雨呢？
摄影本报记者 钟锐钧
撰文 李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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