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 那个学校，一震就垮了。有没有三秒钟都要打个问号。那天，我们跑拢学校，问门卫，有没有看到娃娃从过道跑出来的。门卫说一个都没有。当时只有两个娃娃活到 起，一个去上厕所，一个从垮塌的四楼上甩出来。其它学校都有那么多跑出来的，象龙居小学、新建小学那些，这个学校基本没有存活率。
作者:谢贻卉
發表時間：4/6/2009
·倒塌最快、存活率最低的学校
莲月村张志书的过渡房就在路边。极其狭窄的路，根本没办法会车。谭作人把车停在距他家一米远的地方，轮胎骑在道路边沿。
张志书两口子正坐在椅子上吃饭。方凳子上放了一碗清炒白油菜，一碗回锅肉。见我们来，立即放下碗筷。
我说从一个在青海打工的人那儿晓得他的名字。
“是我堂弟。”张志书长得很瘦。说话时表情严肃。
“我们已经登记了莲月村四组6
个遇难学生的名字。你有两个孩子？”
“两个都是女娃娃，一个叫张静，16岁。一个叫张艳，14岁。”张志书的妻子斜倚着柜子站立，眼圈红起来。“那个学校，一震就垮了。有没有三秒钟都要打个问号。那天，我们跑拢学校，问门卫，有没有看到娃娃从过道跑出来的。门卫说一个都没有。当时只有两个娃娃活到起，一个去上厕所，一个从垮塌的四楼上甩出来。其它学校都有那么多跑出来的，象龙居小学、新建小学那些，这个学校基本没有存活率。我的大女子在四楼，你说它高，跑不赢，我认。但是小的那个在二楼，教室就在楼梯口，她个子矮，坐第二排，应该跑得出来。两个娃娃都没有出来。你说我咋个想得通？张静在初三A班，冲省级重点学校的班，任木匠的女儿也在那个班，50个娃娃，一个都没有活。上午，我还打电话给老公，说 张静被灌中（现都江堰中学，省级重点中学）录取了，要花好多钱哦。他在凉山的煤窑工作。他说只要娃娃考起了，自己咋个辛苦都没关系。下午，两个娃娃都莫得了。”女人天生是爱哭的动物。她的眼泪感染了我。“那些死难的孩子，都是烈士，代替我们受罪！”我说。不知能否安慰她苦难的心。
“我 们有天去都江堰找政府要说法。云南特警把我们挡到。有个当兵的把我我老婆的手抓到。我喊他放手。他不放。我就用拇指和食指掐住他的脖子。我们这些下苦力的 还是有点力气。我跟他说，我今天不是来闹事的，死了那么多学生娃娃，政府该出来接待我们，和我们讲道理。如果死的是你的娃娃，你会咋个做？他才放了。要不 然，我硬是要把他掐死。”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张志书的眼睛、嘴巴甚至整张脸，有火焰燃烧。
故事不能再听下去。请他们告知他们知道的遇难学生。有死了两个的，五组李运明的娃娃，姐姐叫李雪梅，16岁。弟弟叫李刚，14岁。还有李飘， 李世鑫 。九组有4个，但不晓得名字。
据了解，连月村有31个遇难学生。我们掌握的只有三分之一多一点。“九组在哪儿？”谭作人问。
“这么晚了，不好找，在后头山上。”张志书说。
“我们去向峨吧。明天再来。打扰你们了。”我说。
“吃了饭再走，有菜。”张志书的妻子挽留我们。
“谢谢！不吃了。还有事要做。”谭作人说。
出去发车。没注意车子停在下坡道上。打燃火，还没启动，右前轮胎就掉到旁边的野地里。张志书赶忙抱了根水泥柱子垫在路边，又找了个砖头垫在轮胎前。 遇到这样的情况，总是要谭作人来解决。他的野蛮操作每次都会让我痛惜我的车。但是，解决这类问题好像不粗糙和野蛮还不行。
·仿佛遇上村干部
刚将车子开出连月村的安置点工地。谭作人接到她女儿的电话。说什么狗的事情。挂机后，我问，“啥事？”
“下午就接到小蒙的电话，说家中的两台笔记本电脑被盗。我那台烂电脑，不值钱，她那台是新的，她妈才给她买了几个月，这下她要心痛了。还有一部手机。刚才是畅畅打来的，说狗的背遭捅了一刀，两姊妹送到兽医那儿做手术，要收500块。”谭作人说这些的时候，语调沉稳、充满杀机。
“狗买成好多钱？”
“是只土狗，倒是不值钱。关键是两个娃娃爱它！”
“那个兽医看到两个娃娃单纯，撬棒棒！前年我的膝盖摔伤逢了四针，才花了不到50块。一条狗会要那么多钱？太黑了！”这个突发事件对我的心境构成一定程度的干扰，对谭作人想必也不例外，但我们坚持去找都江煤矿的W。
在向峨乡镇上绕了一段路才找到W说的爱莲社区的坝子。那是个菜市场，已经收摊。一个矮个胖子站在坝子中央吸烟。刹车。“是你吗？W。”我问。
他凑上来说：“嗯。把车就停到坝子头。你放心，没事。”
下车后W让我们去他家。
冷。山区的夜晚，即使没有风，冷气都直往骨头里钻。
街上第一个房间是警察公务办公室，很显明的牌子挂在那里。我玩笑问道：“你是不是警察哦？”
“只是个公民而已。”W嘿嘿一笑说。“我晓得你们的意思。但是我想说的是不犯余。你们来，我敬重！好意可以理解。原因是这样。举个例，你能开车，经常摸到，有个胎漏气，盘子容易歪。我把胎补起，就行了。有些事情莫奈何。”
“问题是这个莫奈何可以减少一点。”谭作人说。
“就好比清水，本来是清亮的，下雨、或者涨水的过程中，它就浑了，如果你用棒棒再去搅一下，水更浑。”W又打个比喻。我立即明白他的意思。他把村干部或其他领导说给他听的话转述给我们。
“不对，我认为恰恰是只有家长出来说了，水才会清”。谭作人试图说服他。
“我们慢慢走到说，不要停。”W一直很警惕地观察周围。“开始我是闹得凶，组织几十辆摩托去政府闹。李春城来向峨那天，我给他跪倒。心头不平衡。当时那种情况，我不冷静。后来领导做工作，想了想，即使把那些贪官污吏杀了，又怎么样？孩子回不来了。”
W的家门口停了辆微型面包。他带我们进到他的板房。凌乱，是板房最突出的特征。坐在床边的一根凳子上。W递支烟给我。“我不会。谢谢！”他又递给谭作人。
点燃后，他接到说：“我那娃娃真的很乖。在我的货车上长大。”我看见，小女孩的彩色照片装在玻璃框里，放在床上。遗像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向来是黑白照片，但这次遇难学生的遗照却少有黑白。也许，每个父亲母亲，都渴望拥抱孩子生前鲜活伶俐的形象。“这十来年要牵出好多东西。就像一棵大树的根，在地下伸得很远很远，你去找哪条呢？那个学校我是有感情的。说起来，我还添了一块砖，一匹瓦。那时候搞货运，经常送建筑材料去。”W说的话在这个时刻是真的。我认定。“我花6000块钱把孩子风光大塟。她的坟就在那边山上。这以后很多人效仿。莫得人说我W不对的。我觉得这样做，心就安了。”他声音低沉下来。
我心里不是滋味。他有这样的认识和态度好像是对的，至少不亏待活着的自己。一个曾经如此疼爱女儿的父亲绝不可能遗忘和抛弃属于自己生命的那部分。但他面对现实的无奈，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期许，却使他不得不放弃表达以及对真相的追究。我们似乎该理解他。
“都煤死在向峨的中学的有多少孩子？”我问。尽管已不再期待他的答案，但还是想在这个唯一的线索那里得到确认。
“不多，就几个。三个吧。我虽然在这里长大，也是都煤的子弟，但长期在外搞货运，对这里的情况不是很清楚。”他的语速很慢，思维表现出迟滞倾向，却让我感到某种明显的遮掩。
谭作人仍然很努力地跟他解释我们所做工作的社会学意义，但我感到，那些话对 W而言已是多余。他已经进入另外的心境。我不知自己是该恭喜他，还是祝福他，或者谴责他。
我提出告辞。
W将我们送到停车的坝子。提示我怎么倒车。临别时他说：“还是那句话，感谢你们！但是不犯余。今天没时间了，否则我带你们去看孩子的墓地。以后来向峨，打个电话，我W一定好好招待你们。”
晚上9点43分。离开向峨去蒲阳镇。路上，谭作人说：“我咋个觉得跟我们说话的不是家长而是村干部。”
“简直没想到哈！郁闷！W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对我们进行口头教育的家长，搞得好像我们做错了事情一样。”我说。两个人哈哈大笑起来。
·谁干的？
去上次住的那家小旅馆。这个时候，才想起还没吃饭。把行李搬进房间。问店主哪儿有饭馆。她说：“这么晚了，饭馆多半都关门了。”
出旅馆往右，走了一条街，除了烧烤，没别的东西。谭作人说干脆在杂货铺里买点点心混过去。好的。我吃了个玉米饼，好像不饿。
听到家里出事后，谭作人一直冷静沉着，此刻显得心不在焉。他给自己拿了一包火鸡翅膀，一包猪脚，一包花生，两瓶啤酒。我要了一包旺旺雪饼，他坚持给我拿一瓶营养快线，说出来了在吃上就不要亏待自己。
回到房间。边吃边说他家被盗一事。他说：“电脑被偷走都没关系，最想不过的是小偷竟然捅狗一刀。是不是要给我个警示嘛！现在是狗，下一个就是你！”谭作人情绪十分亢奋。“简单得很，马上和老婆离婚，不拖累他们。我对得起天下，但对不起老婆和娃娃。”他的眼睛流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悲戚。
分析诸种因素。“会不会和彭州石化有关？”我问。
“我的电脑哪儿有秘密嘛！经常遭攻击。自己在自己的电脑上写文件，写到写到居然突然被删掉。要想拿资料，彭州石化找个黑客就行了。”他的声音高昂起来。
“跟我们现在的事有关？”
“也不会。他们晓得我在干啥子。网上都有，清清楚楚的。要我的电脑很容易，直接来取就是。不用那么下作！”他大口喝酒。大声说话。一字一顿。在灾区的每个晚上，他都要喝至少两瓶啤酒， 只有除夕那天例外，喝了四瓶。他说喝酒以后好睡觉，一觉睡到通天亮。
“那就是普通的刑事案。小偷想找饭钱。看准了，找你和老婆都不在家的时候下手。”说来说去，我突然觉得自己有点瓜，所有的分析都没实质性意义。建议他回成都跟周雨櫵说一下，也向成都警方报案。他很执拗，说不给他们找麻烦。
回到自己的房间。喝水，吃药。治感冒、抗抑郁、帮助睡眠、调整紊乱的植物神经。至少15粒。分两次放进嘴巴，一口吞下。
第一次没洗脚就上床。打开电热毯。躺在床上，蒙在被子里，第一次用录音机将今天发生的事情录下来。呼吸困难。鼻音很重。说不上几句话就要停顿。
·艰难地寻找
第二天，谭作人来敲我房间的门。在灾区的十多天，一直这样。服药后，我睡得死。看手机，早上8点半。
赶快起来，简单梳洗。退房。到楼下小吃店，各自要了碗抄手，囫囵吞枣。启程去红光村。那个村有38名遇难者。
经过向峨乡镇，看见巨大广告牌竖立，内容是“农业发展简介”，标有向峨乡各村分布图。
向峨中学的废墟上，建立了一个板房医院——向峨乡公立医院。还有些简易过渡房。今天，它是热闹非凡的市集。小贩密集在空地上，卖服装、锅碗瓢盆、电器、蔬菜、水果。原来放“禁止拍摄照相”的牌子处，种植了花草，卵石道路通向一座红砖屋顶的凉亭，有个老头瑟缩坐到里头发呆。
过海虹村后，我们开始打听红光村在哪儿？背背篼的大爷说不清楚。看见左侧野地里一个年轻人。穿橙黄色棉质工作服。身材瘦小。手握步话机。身后架一个测量仪。“师兄，在做啥子？”我扯起嗓子问。
“测量沟渠。这儿要搞旅游开发。”年轻人停下手中的工作。
“你晓不晓得红光村在哪儿？”
“我看下图纸。”他从包里取出一卷图纸，摊开。图纸宽大，一端顺势放在地上。那人在上面仔细寻找。然后高声说：“往前一直走，接近彭州界右边有条路上去就是。”
“谢谢！”
红光村的入口处有块牌子，文字介绍说“红光村赵家沟辖七条支沟回環相依”。红光村的路面还好，水泥铺成。但逼仄、弯道多、上下坡又陡又急。谭作人开车，老提醒他按喇叭。
空寂的山林。只听到自驾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回响。茂盛的树、竹子、灌木，覆盖山坡。“万亩竹用笋基地”的牌子提示我们，这里可开发的经济作物是竹子。
罕有人迹。偶尔见到一、两个老年女人，缓慢地在路上行走。没碰到一辆摩托车或其类型的机动车。
房舍分散在坡上。三公里后，才看到路边有个用竹篾板拼凑的过渡房。下车。敲门。开门的是个60来岁的大爷，手中端一碗白米饭。说同样的问题。大爷说：“你找我们这儿的书记或妇女主任牟志群。但今天不好找人，向峨和磁峰都是逢场天，好像都赶场去了。”我们说我们找家长。前头有一家。路的右边。看运气了。
一座小青瓦房出现在视野。下车。一个瘦削的女人，正在洗手，看到我们，笑兮兮地。是13岁男孩王贵的奶奶钟烈祥，所在的村组是五组。三组有一个，但不晓得名字。“我们难得出门，一个字都认不到，也写不来自己的名字。”她说。老人掌握的信息十分有限。
“你儿子在吗？”谭作人问。
“赶场去了。”
“这条路下去是几组？”谭作人又问。
“六组。”
离开后，谭作人说这样下去不行，过于分散，又找不到知情人。在前面去掉头。
几分钟后，看到一个鱼塘。有两个男人坐在岸上钓鱼。鱼塘边有块稍大的坝子。上有一座用石棉瓦、木板、塑料布盖的过渡房。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在水管前搓洗衣服。谭作人去掉头，我下车去问情况。
“婆婆，请问你认得到在向峨遇难学生的家长不？”
“我就是。”她的声音苍老，打颤。牙齿没剩几颗。眼角长有一小个息肉。“我的孙女赵小英，昨年9月满15岁，让16 岁。她的爸爸叫赵柏安。好惨哦！”说完老人的眼睛红了。
谭作人停好车。走过来。鱼塘边，有条路通向山上。一个穿深蓝色衣服短头发的女人缓缓走下来。看到我们在填表，她说她14岁的孙女赵琴也死了。她的爸得病死了，妈改嫁了。是老两口把她拖大的。六组还有个男孩叫肖冰冰。
赵小英的奶奶说人家过继给赵家了的。叫赵啥子名字。不能写错了。他爷爷在家，去问一下。他们家死了两个。还有个侄儿。
“有好远？”谭作人问。
“不远，十来分钟就拢了。”跟着赵琴的奶奶黄家秀往山上走。
前几天下了雨，路面有些湿。“你们小心点走，不要摔倒了。我儿子儿媳都赶场去了，我下来帮他们喂鸡。”
成梱的翠竹堆放在路边。蕨草肆意伸展。走一段路后，我的脚痛起来。两个大脚趾去年在北川县城走成血污色，刚刚剪掉死去的指甲盖。两脚的无名趾长鸡眼，脚底有茧，出门的时候忘了对它们动刀子。
“还有好远？”我停下来问。
“不远，你看嘛，前头那间房子就是。”黄家秀说。
我望过去，起码还有两三百米远。“我不去了。脚痛。”我跟谭作人说。他很体谅。
我开始往回走。速度极慢。下坡时脚更痛。整个身体的重量都集中在此。从旁边的山林里突然走出几个女孩。有两个年龄18岁左右。“妹妹，是向峨中学的吗？”我站在路中间问。双手插在腰上，气喘吁吁。
“原来是，已经毕业了。你们想问的男孩叫赵成林，他妈是我的嬢嬢。赵科和赵飞你们记没有，也死了，是两兄弟。”身材略胖的女孩说。站在那儿一聊，莲月村张志书的老婆也是他们家亲戚。所谓的竹兜亲，根根相连。
报纸上说向峨中学死了327人。我说。
“不可能。我们是那个学校毕业的。虽然只有8个班，但莫得哪一届没有超员。每个班一般都是50多60人，活下来的才几十个。”那女孩撅着嘴说。三个女孩走到路对面的坡上继续找蕨草根，中午背回家炒肉吃。
跟她们说话的时候，谭作人大踏步回来，说：“记一下，赵成林，14岁，初一年级。”
赵小英的奶奶站在房子前，跟一个女人说话。拿出相机。那女人说， 不要照，长得不好看。
好。我笑。
到车上去拿两袋宜宾特产大头菜，还有些核桃软糖，交给老人。开车离开。
“要不要去找一下他们说的牟志群？”我征询谭作人的意见。
“不找了。往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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